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堪称一个黄金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业经营的主体——商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并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这些巨额财富的流向，除了对当时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以外，还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经营商业 经营商业是商业资本流向的一个主要渠道。为使商业经营活动能周而复始地进行，不断扩大其经营的规模与范围，商人就须把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获取的商业资本，重新投入到商业经营的活动中。战国秦汉时期，中小商人构成了商人的主体。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是在春秋中后期“工商食官”解体后由普通的商业劳动者转化而来以外，大部分则是已经破产或行将破产的个体农民，在商业经营活动较高利润率的驱使下，以经营“末业”作为“贫者之资”。（《史记·货殖列传》）因此，他们多缺少商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只能从事一些“贩夫贩妇”的小本生意。多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不可能普遍地提高社会商品生产的整体技术水平，更不能把这种家庭化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扩大化的社会再生产。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商业经营上，理应以扩大再生产为主。但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却时常使他们举步维艰，仍多重复着简单再生产。从经营规模上看，大商人所经营的工商型“企业”，一般是比较大的。以铁石鼓铸为例，“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由于这些“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的雇佣人员，大抵尽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如此弃农经商就可能“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以上引文均见《盐铁论·复古》）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封建国家对此类“企业”多是采取抑制的政策，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国营就是明证。另外，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经营活动需“各任其能，竭其力”，（《史记·货殖列传》）风险较大，往往有破产之虞。经营的规模越大，承担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因此，大商人在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常以维持经营现状为上策。从商品经营的种类上看，有些商品受其特性的制约，经营的规模不宜过大，如酿酒销售的收益是颇丰的，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酤一岁”也仅有“千酿”而已。这主要就是受当时生产技术所限，酿出的酒的度数不高，容易腐败变质所致。所以，此类商品的生产、销售的经营规模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追利逐富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进行简单再生产，对于商人来说，虽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求富途径，但在“求富无涯”等观念的影响下，从主观愿望上讲，他们仍多希望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来更快、更多地赚取高额商业利润。如战国时期的猗顿，原是“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史记·货殖列传》注）后经陶朱公指点迷津，来到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数，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后把资本投入到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上，并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成为“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韩非子·解老》）的大商人。又如在西汉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汉兴七十余年之问，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同时在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商业管理政策也比较宽松，这就为商人进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外部环境。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等，都是在此期间扩大冶铁生产，成为可比“素封”之家的富商大贾。 二、经营土地与高利贷 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另外，影响商业经营的其它因素尚有很多。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便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经营稳定、风险小、获利多的购买、经营土地和从事高利贷活动等其它行业。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土地的自然属性、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及政府对商业的管理政策等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一种能生息的资本。商人购买大量的土地，是想通过土地的租佃关系，来获得“见税什五”的地租。这种“田农”式的经营方式，虽是“掘业”，赢利不多，但却具有“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的较为稳定的收入。如果能经营一些如“千树枣”、“千树橘”、“千树萩”、“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之类的经济作物，则会有更大的收益，其富“皆与千户侯等”。另外，与商业资本不同，土地是一种不动产，它不忧水火，不怕盗贼，在战乱四起之时，不象商业资本那样，随时有丧失的危险。因此，更促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土地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的财富观念。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使人们的财富观念有所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土地，但大多数人对财富的基本观念，仍离不开土地。即使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的司马迁，也持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商人以获取大量的土地为最终目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多实行“重农抑末”的商业管理政策，鼓励民众向土地投资。一些地方官吏，如“循吏”，对此也多能认真地加以贯彻执行。《汉书·地理志》载：“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从商贾到农桑，从末到本，无疑就是把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汉书》中所称的其他循吏，如龚遂等，几乎都是以劝农弃商为务，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自春秋以来，“田里不鬻”的陈规就已被打破，进入战国秦汉，土地便可自由买卖了。封建政府虽然有时颁布一些限止商人占田的诏令，但那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阻止商人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的狂潮。汉武帝时期，通过告缗，没收商人的土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现据此粗算其在全国耕地中所占有的份额如下：《汉书·地理志》载，平帝时，全国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耕田八百二十七万余顷。武帝时期属西汉盛世，全国邑县、耕地当与之相差不大。取其整数，县以千三百计，每县以没收田二百顷计，则共没收土地为二十六万顷，约占全国耕地的3.14%。若加上其他未犯法，没被没收的商贾的土地，则数量更多。而在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商贾兼并土地比汉武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知，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投向土地为其一个极为重要的流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