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法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商鞅，最先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富国主张。商鞅提倡富国强兵，强调“与诸侯争权”必须靠强兵，并以富国为强兵的基础。他认为，富国的唯一途径，是全力加强当时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农业的建设。为此，他极力推行农战政策，宣扬“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商鞅把重农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一方面采取包括改变过去的土地固定占有制度等积极措施，提高民众致力农业的积极性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大力排除他认为不利于重农政策推行的各种障碍。他宣扬“利出一空”（《商君书·靳令））的论点，主张把农业以外能够获得财富和物质利益的一切途径尽量堵塞住，以迫使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投入农业生产。这包括严厉限制和打击工商业，封禁山泽以限制人们入山泽采伐渔猎，以及排斥和取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些职业等。为了加强战争的物质基础，商鞅还主张除留下每一农户的种籽和口粮外，把农业中的剩余产品尽量集中到国家的手中，强调“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 商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加强新兴的封建国家的权力，促进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他的这套理论和政策在秦国推行的结果，使秦国由战国七雄中的最落后、实力最弱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时代的头等强国，奠定了统一事业的基础。 但这种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有很大的片面性：它不利于正常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发展，限制和妨碍了自然资源的广泛开发和利用；在农业生产领域，它只强调粮食，把农业狭隘地理解为“粟”或“粟帛”，而忽视甚至歧视经济作物以及林、牧、副、渔等生产；它力图把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尽量集中到国家手中，以保证战争的需要，这对农业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也是不利的。 商鞅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片面性和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以及秦朝建立后封建统治者对商鞅的经济思想及其相应政策更加片面地贯彻，便显得日益明显了。例如秦始皇把先前“重农抑末”的政策改为“上农除末”，对商人进行了残酷打击，在始皇三十三年迁往岭南的50万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贾人”和商人的后代（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且，商鞅的经济思想与他作为一个法家的排黜百家、独尊法术、加强国君的统治地位等政治主张，乃是互为表里，相互依收稿日期：1997年2月19日赖，紧密配合，彼此促进的。固然，在商鞅的法家学说指导下的秦国政治，曾起了富国强兵和摧毁贵族奴隶主势力的作用，但其弊病和片面性也十分明显。这就是：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副其实的。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秦王四建立后，它的法家政治，便失去了往日的积极作用，只剩下黑暗的一面。 具有自身片面性的商鞅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和政策的极端片面地贯彻和发展，与被推向顶点的秦始皇的残暴的法家政治的紧密结合，迅速地造成了社会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痛苦和死亡以及全社会被带人不堪忍受的窒息般的境地的严重后果，并随即把这个建立不到15年的中国历史上策一个封建王朝推向了覆亡的深渊。 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可供接受的历史教训自然很多，而法家的政治主张和商鞅的经济管理思想的片面性及与发展了的社会现实的背离，应是最为重要和人们感受最为深刻的两条。 这种情况不能不有所改变。果然，刘邦的汉王朝建立后，人们便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二 西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敝府库空虚由于这种形势并鉴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以黄老之学为指导，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说道： 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可见，这一治国方针的基本点和核心，就是”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也就是不干涉或少干涉主义。一方面刑罚用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得到缓和，从而在政治上显得较为宽松。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采取的“轻徭簿赋”、“奖励耕织”等政策，推动了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总之这一治国方针的实施，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据《史记·平准书）记载：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别人给家足，都鄙禀庚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显然，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阐发的经济思想及所提出的著名的国家经济管理理论一一“善因论”，正显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实践的正确总结。司马迁说：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汉初正是“从民之欲”，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便是轻徭薄赋，创造各种条件，鼓励人民致力生产，繁荣经济，增殖财富。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指出人们追求舒适快乐和荣华富贵的习俗不可改变之后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善者因之”的“因”就是顺应听其自然的意思。司马迁宣扬“善者因之”。即认为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人们自己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不要加以干预。而汉初正是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方针，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主义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