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莫言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作品至少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莫言系列小说的主要译者是葛浩文。葛浩文是英语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是将汉语小说英译最多的翻译家,目前已经翻译了30多个中国作家的60多部作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莫言小说英译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因此,本研究精选葛浩文翻译的6本莫言小说,对比原文和译文表达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的跨语言差异,并深入探究汉语文学作品中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英译的策略。 以往研究中,诸多研究者关注了不同语言之间词汇化模式的差异。Talmy(1985,1991)认为,词汇化研究中,一系列的语义要素总是与某个词素相关,构成了整个词素的意义。也就是说,一个词素可能包含几个单独语义要素的意义。例如,kill一词融合了[致使]和[状态变化]两重语义,相当于make somebody die。Talmy的框架中,主要关注的是词语与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后来采用其理论框架的学者多关注词语与语义要素的对应(李福印2013;史文磊2014;邓宇等2015;杜静等2018;李雪、白解红2009;严辰松1998,2005),但较少将词汇化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汉英两种语言在处理同一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时,采取的词汇化方式不同。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完全遵照原文的词汇化模式,而是要根据目的语的认知特征和语言习惯对原事件进行重新词汇化。 我们试图验证几点假设:1)从词汇化模式角度来看,现代英语属于平衡框架语言(Talmy 2000:240),现代汉语属于强势附加语框架语言,二者的词汇化模式呈现较大差异,词汇化模式与思维方式相互影响;2)从跨语言翻译角度看,翻译过程中译者本族语言的词汇化模式特征对翻译过程有影响;3)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再词汇化过程,翻译过程中部分信息要素的凸显性呈现较大变化。 二、研究背景 Talmy(2000:213)认为,在语言的深层概念组织之中,存在普遍而又基本的事件复合体,即宏事件(macro-event)。宏事件是由两个简单事件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在一些语言中可以在概念上整合成一个由单句表达的单一事件。宏事件是由一个框架事件、一个副事件,以及副事件对框架事件的支撑关系构成的。框架事件由4个要素构成,即焦点实体、激活过程、联想功能和背景实体。其中联想功能和背景实体共同构成了核心图式,见图1。
宏事件至少有5种主要类型,包括运动事件、体相事件、状态变化事件、行为关联事件和实现事件(Talmy 2000:226-278),见表1。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运动事件上(Chen & Guo 2009;Chu 2004;Li 1993;Matsumoto 2003;Peyraube 2006;Slobin 2004,2006;Tai 2003;李雪2010;阚哲华2010;史文磊2011a,2011b)。主要原因在于其他4类事件在实验设计和语料甄别上存在一定难度。
状态变化事件是宏事件的重要子类,但目前研究仍然相对较少,从认知语义层面切入的相关研究更为有限。但是汉语研究中,不乏表层形式如状态变化动词或动补结构等方面的洞见,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我们选择状态变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 状态变化也有诸多子类,以从存在到不存在的状态变化类型为例,可以根据施事性分为3种类型。 1)带有方式的非施事性状态变化事件 The candle flickered out.(蜡烛一闪一闪地灭了。) 2)带有致使的非施事性状态变化事件 The candle blew out.(蜡烛吹灭了。) 3)带有致使的施事性状态变化事件 I blew the candle out.(我吹灭了蜡烛。) 我们关注的是后两种语言类型,由于两者均含有[致使]语义,因此我们将两者合称为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 Talmy(2000)根据宏事件的概念结构映射到句法结构的模式特征,提出了针对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二分法。Talmy(2000:271)认为,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在表达宏事件时具有系统性,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动词框架语言(V-语言)和附加语框架语言(S-语言)①。类型归属主要基于核心图式是使用动词表达还是附加语表达。S-语言使用者倾向于采用附加语表达核心图式,而V-语言使用者则倾向于采用主动词表达核心图式。Talmy理论的原创之处在于,S-语言中,附加语从句法角度看,属于附属成分,但是在语义上表达了事件的关键信息或结果(ups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