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辅助下新型同声传译的认知负荷与译文质量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雯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李德凤,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澳门 999078)。

原文出处:
外语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眼动追踪研究方法,考察在汉译英方向,有技术辅助同传和无技术辅助同传的认知负荷和译文质量,并探讨同传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语音识别技术和机器翻译技术辅助下的新型同声传译能显著降低学生译员的认知负荷,并提高译文质量。但是,相比学生译员,技术辅助同传的优势对职业译员而言不够显著。本文从记忆压力、双语转换压力以及“天花板效应”等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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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同声传译中,译员需要同时进行听辨、理解、记忆、产出和监控等多项活动,往往面临较大的认知负荷(Gile 2009)。当前,语音识别技术和机器翻译技术已基本实现高质量、低延迟的实时语音转文字功能和机器翻译功能,可以在屏幕上向译员实时显示发言者的原文和对应的机器翻译译文。王克非、符荣波(2020a:16)指出:“人机合作是人工智能时代口译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辅助译员优化同传过程并提升译文质量,是人工智能时代口译研究的重要问题。

      同传过程可以划分为译前准备、译中实战和译后管理三个阶段。本文研究的技术辅助下的新型同传,是指译员在译中实战阶段,一边听发言者讲话,一边观看幻灯片上的信息点,同时可以参考由语音识别技术提供的实时原文字幕和由机器翻译技术提供的实时译文字幕。本文运用眼动追踪方法,考察在这些技术辅助下新型同传的认知负荷和译文质量及其如何受到同传能力的调节。

      2.技术辅助同传研究

      技术辅助同传研究关注译员在同传过程的三个阶段与技术工具的互动过程和协作效果(如王克非、符荣波2020b)。可以说,技术对同传译员最直接的帮助是在译中实战阶段,但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Defrancq & Fantinuoli 2021;Prandi 2023;孙海琴、李可欣、陆嘉威2021;卢信朝2022,2023)。卢信朝(2022,2023)对比了人类译员与机器在同传中的认知过程、能力及译文质量,发现机器可以弥补人类译员在同传过程中认知精力不足的问题,指出机助人译研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该发现为技术辅助同传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技术在同传译中实战阶段的运用对口译质量的影响。孙海琴、李可欣、陆嘉威(2021)对比了学生译员在有技术辅助和无技术辅助时的英译汉同传质量,发现学生译员在有技术辅助同传中的整体口译表现略优于无技术辅助同传。Defrancq & Fantinuoli(2021)则发现在从英语到荷兰语的同传中,学生译员在有技术辅助的条件下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的译文准确度。Cheung & Li(2022)和Yuan & Wang(2023)也发现技术提高了英译汉的译文准确度,尤其是数字和专有名词的译文准确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技术辅助同传研究主要考察将外语译为母语的译入过程,并未探讨将母语译为外语的译出过程。此外,当前只有少数研究考察了译员使用技术工具辅助同传实践的认知过程(Cheung & Li 2022;Yuan & Wang 2023)。从认知工效学视角来看,技术辅助同传研究不仅要关注技术对同传产品的影响,也要重视技术对译员认知心理过程的影响,如认知负荷、注意力分配、认知摩擦等认知加工问题(Mellinger 2019;Fantinuoli 2023)。已有研究多采用主观量表考察译员在技术辅助口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Cheung & Li 2022;Chen & Kruger 2023)。近年来,眼动追踪法逐渐运用于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为认知负荷的测量提供了更加客观和丰富的数据(苏雯超、李德凤2022)。同时,在技术辅助下的新型同传中,译员将面对丰富的视觉言语信息,如实时原文字幕和实时译文字幕。因此,运用眼动追踪法考察译员在技术辅助同传过程中的注视行为,可以为目前有关认知负荷的结论提供进一步证据。

      在技术辅助同传中,译员听到的说话内容和看到的由语音识别技术提供的实时原文字幕,实际上是相同的言语信息,只不过一个是听觉言语信息,一个是视觉言语信息,这就是认知心理学所描述的冗余效应(redundancy effect)。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冗余效应导致信息接收者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去关联和协调听觉言语信息和视觉言语信息,从而增加了接收者的工作记忆负担(Sweller,Ayres & Kalyuga 2011)。Heikkila,Alho & Tiippana(2017)发现,冗余效应并不会增强受试对听觉或者视觉言语信息的再认记忆(recognition memory),并根据Baddeley(2012)的工作记忆模型作出了解释:听觉和视觉言语信息同在工作记忆的语音环里进行加工,彼此不构成互补关系,因此无法增强再认记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观点都是在单语加工过程中得出的。那么双语加工过程是否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上述理据的适用性需要后续不断的探索。

      实际上,当前有关技术辅助同传的零星研究结论(如Cheung & Li 2022;Chen & Kruger 2023)与上述理论观点并不一致。Cheung & Li(2022)邀请学生译员分别进行有语音识别技术辅助和无语音识别技术辅助的英译汉同声传译,并采用Paas量表考察学生译员的主观认知负荷。研究发现,学生认为有语音识别技术辅助的同传更加轻松,因为技术提供的实时原文字幕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加工原文信息。

      现有研究几乎都以学生译员为受试,鲜有研究考察职业译员在技术辅助下的同传情况,以及技术辅助同传与同传能力的关系。有研究发现,职业译员和学生译员的同传能力显著不同(卢信朝、李德凤、李丽青2023),且在同传过程中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加工行为(Chmiel & Lijewska 2019;Stachowiak-Szymczak & Korpal 2019)。因此,把技术辅助同传的认知负荷和译文质量与同传能力结合起来研究,可以丰富我们对技术辅助同传的理解。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运用眼动追踪法,考察同声传译模式(即无技术辅助同传和有技术辅助同传)对译员的认知负荷和译文质量的影响,并探讨这些影响在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1)同声传译中,译员在无技术辅助和有技术辅助的情况下,认知负荷有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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