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阐释是沟通不同时空信息以实现意义理解的一门学问，属于人文科学。训诂与阐释相融是我们的独特传统，训诂是阐释的起点，也是阐释的根基，阐释建立在训诂之上，二者相互结合以诠解意义为中心，互为表里来反映思想体系，顺应时代发展，表达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评价，化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各种各样的差异，推动文明演进。关于训诂与阐释及阐释学的中外异同，学界多有精当辨析。①我们认为，我国的训诂阐释与西方的解释学不同，②有自己传统独特的人文底蕴，训诂阐释的开拓不是在训诂上增加阐释，更不是以阐释取代训诂，而是在二者本然相融基础上生发并汲纳西方解释学来进一步充实拓展。训诂阐释源于语言的历时变化，涉及思想文化观念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需要等诸多因素，下拟从古今文白雅俗演变的角度着眼，就训诂阐释的传承、特点及开拓略陈陋见。 一、训诂阐释的渊源传承 （一）语言文字和书面文献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源自原始人最初的口语对话。根据基因学和考古学研究，“语言产生的最初情形是：在原始人群里，一开始时人们发出声音，只是对环境的一种潜意识的不自觉的反应；后来人们偶然地意识到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声音，来指示身边的一些事物。这样人们就可以进行最简单的交流”。③据在陕西蓝田和北京周口店等地发现的原始人类的头骨、牙齿等化石，可推测至迟在七十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生活在华夏大地上，说着原始氏族和部落的语言。黄帝时中原一带有万国，沿至夏朝尚有国三千，西周初则分封成了八百诸侯国。这些氏族和部落间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以及政治和军事上的争夺兼并都离不开语言。随着社会发展和交际需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氏族部落所说语言的基础上，各氏族和部落的语言趋于融合与认同，形成了为各氏族和部落交际所共用的通用语，进而奠定了西周春秋时的“雅言”和经秦汉传承至今的汉语的基础。 口说的话具有即时当下性，文字的诞生与使用物化了转瞬即逝的口语，标志着人类历史由口耳相传的传说时代进入了文献传世的信史时代。文字和书面文献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里程碑和新纪元。相传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现能考知的最古老且确凿用于记载史事的汉字，是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文字，今通行的汉字即由此一脉相承发展演变而来。④汉字的产生惊天地动鬼神，⑤随后适应汉语的发展，因字而生词语，积词语而成篇章，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语音而调洽异代殊方，沟通古今通语和方俗口语，形成了一套刚柔相济的弹性运转规则系统，⑥即时性的动态口语交流也就有了凝固定型的静态书面文献，从而百代如在目前，异域似处同地。训诂阐释即立足于“修辞立其诚”（《周易·乾》），考释还原传世文献所载当时口语交流的鲜活语境，阐发其内蕴“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文解字·叙》）的继往开来意识。 （二）商周古文和春秋传注 殷商甲骨文记载当时口语卜辞和诰誓等形成《诗》《书》等早期经典文献，其时宗法体制、礼乐制度和等级秩序三位一体构成“学在官府”的“王官之学”。春秋时诸侯称霸，“礼坏乐崩”，⑦私学兴起，诸子彼此诘难，百家争鸣。随着“王官之学”解体和士族崛起的革故鼎新，官府话语与“私学”民间语言的交流迎来语体领域文白变革的转型，⑧官府贵族式的商周古文与民间白话方俗口语合流，在两周口语基础上形成新的通语。⑨据《左传》载，戎子驹支赴晋与各诸侯国君臣论辩时当场朗诵《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驹支与各诸侯国君臣所说的也应是彼此都能听懂的通语。《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说的“雅言”，即以洛阳话为基础方言和标准音而与当时口语相融的士人通语，已具有中华民族共同语的雏形。其时出现了《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以雅言写的著作，而卜辞和诰誓等商周文献已不易看懂。如《公羊》《谷梁》所存经文和魏石经所立的《春秋》多保留战国古文面貌与用字习惯，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相较今传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而言，则是一个古今文间杂的移写本。经文与传注的语体形式和语法结构差异，反映出语言拥有者身份的不同和社会政治及文化结构的变化。早期文献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原创奠基意义，于是又出现了以今释古的《毛诗故训传》《左传》《公羊传》等传注，以人们所说的雅言通语来阐释商周古文献中的古词语和“言之在外者”及“意之在内者”。如《诗经·关关雎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亨诠解：“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⑩又如《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11)其不仅解词释义，而且阐发语意，寓褒贬而触及价值评判。孟子则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2)当时还以雅言通语来阐释沟通殊方异域。如《尔雅》阐释了先秦十余部典籍所用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及有关自然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以雅言通语阐释商周古文来解读疏通世易时移而造成的古今异域之别。 商周古文“王官之学”的“经”（《尚书》诰誓、甲骨卜辞、商周早期青铜铭文等）从庙堂步入民间，“传”则以雅言通语阐释“经”，承担起特殊的载体功能，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透过“传”对“经”的通俗化阐释则既可看到“经”“传”间的动态关联，也可看到社会的发展演变，还可看到汉语生生不息的动态发展。试想如果没有雅言通语来阐释商周古文，那么汉字很可能如埃及的圣体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字等一样早已消亡，这些古文字湮灭原因之一或在于其记载的文献为官府贵族独享，不允许更改或阐释，《毛诗故训传》《左传》《公羊传》等传注则开训诂阐释与时俱进沟通古今殊域异言之先声，而训诂阐释抉发历代文献所蕴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正是且始终是我们民族生机勃发的源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