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戈兹曼和罗文霍斯特笔下的金融故事着眼于历史视角，其鲜明特色是尽量使用“原始文件”以避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意无意间所带有的一些“偏见”，这些偏见往往“会扭曲他们对历史的解释”。他们为合作编著的《价值起源》一书撰写了一篇名为《金融创新史导论》的开篇文字，其中有关中国货币金融演进的内容既包含了对于中国故事的好奇，也提供了观察中国问题的另类视角。一些事关全球金融演进过程“中国起源”的线索无疑令人鼓舞，如他们认为，“现代法人资本主义是西欧的产品，但令人吃惊的是，金融起源于古代的中东，其早期发展出现在中国和中亚”；在包括跨期价值转移、合约达成以及可转让性等要素的金融基础框架中，“真正的可转让性最早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①。 不过，在这篇具有导论性质的文字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并非论证的重要命题或者假说，而是提出了一些不被常人留意的有趣问题，有些问题出人意表和发人深思。比如，历史上可转让的纸质货币最先出现在中国宋代，为什么现代资本市场最早出现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受此问题牵引，参照英国学者李约瑟发现的世界经济技术演进历史的“宋代折点谜题”(或称“李约瑟之谜”)和美国学者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思路，戈兹曼和罗文霍斯特给出了“金融分流”(finance divergence)假说。随后还不无夸张地强调，任何试图解释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宋代的社会、经济和知识如此繁荣背景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却始终未能发展起来。再如，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政府都需要为战争融资，但融资方式大相径庭。欧洲选择了政府债券，而中国选择了纸币。②他们认为，欧洲政府找到了一条如何把公众需要转变为自己优势的途径，而中国的政府把纸币既当作货币政策工具，又当作战时融资工具。从此，两大文明之间的金融制度出现分离。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有不少巨大工程和伟大建筑(如长城、大运河、隋唐长安城、明清故宫等)，在债务融资制度安排阙如的情况下，政府又是如何为其筹资的呢?对此，戈兹曼等并未直接给出答案，但在他们看来，问题的要害或许在于金融资源的跨时配置机制。欧洲人首先学会并实践了这种机制，在地球的另一端，长期引领全球经济繁荣的中国却始终令人疑惑地未能理解价值的跨时转移和金融资源利用的“时间维度”。由此进一步联系到金融分析技术的发展，在西方，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本身产生了估算时间价值、现金流以及风险损失概率的需求，金融数学于是应运而生。而在中国，了解和引进西方数学知识并不算太晚(至迟到14世纪，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就将西方数学经典译成中文)，因缺乏相应的经济金融背景，“像欧洲那样的数学知识与市场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始终没有出现”③。 十余年后，在一部探索全球金融历史演进逻辑的个人著作中，戈兹曼辟出名为“中国的金融遗产”的专篇讲述中国金融故事。虽然这部著作的整体篇幅有厚西薄中之嫌，但能够为中国金融故事留出一席之地已属不易，在西方主流金融史领域让中西角色“同台出演”更属凤毛麟角。他在该书的前言中不仅强调这是“一本写给中国读者的书”，还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在金融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中国对金融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并非广为人知”，因此应当“在世界金融史中给予中国合适的位置。”他注意到，“中国先哲是最早一批清晰阐述‘看不见的手’之于经济促进作用的人”，而且，中国早期不乏金融创新(包括纸币、汇票等)，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金融问题”(虽然没有明确阐释这些金融问题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还关注了金融的人文维度，主张将金融置于“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④，只有如此，方能形成应对金融挑战的稳健对策。不可否认，戈兹曼提供了观察中国金融问题的某种独特视角，由此看过去，一些非同寻常且容易被人忽视的金融演进景象便陆续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大一统”“超大规模”与货币超越 在理论史上，论述中国“大一统”(The Great Unification)政治格局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将这种“大一统”格局与金融因素联系起来的讨论十分罕见。⑤仅从这种意义上看，戈兹曼的相关研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戈兹曼在列举了金融因素之于欧亚早期文明不可或缺的贡献之后，针对中国情形做了如斯表达：“古代中国文明更是发展了自己独特的金融传统，使得帝王们能够在广阔的区域内实现大一统。”⑥乍一看，这种表述无疑让人吃惊不小，但静下来稍松一口气，想必不少人会觉得一头雾水。金融因素竟然与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大一统”格局有联系而且联系还如此紧密?虽然戈兹曼随后设专章讨论“大一统与官僚体制”问题，但就一般读者而言，还是在字里行间难窥个中三昧。 其实，细究起来，上述表达不仅摸到了隐藏在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金融玄机，而且似乎触及了被主流金融学框架长期抛弃的一个关键因素及命题，即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价值”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金融资源的“跨空配置”。当然不出所料，囿于主流经济学的跨时配置框架，上述命题在戈兹曼那里并没有被正式挑明，遑论深入讨论。但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他者”，能初步触碰到这一相当隐秘的问题，实属不易。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中国的金融工具与金融资源配置制度从来就是与“大一统”格局紧密相关的，而所谓“大一统”又必然与疆域以及经济的“超大规模”相对应。在“超大规模”条件下实现和维护“大一统”，就会内在地产生跨区域配置经济金融资源的需求。由于“超大规模”，中国自古以来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价值似乎要远远大于时间价值。由此便不难理解，虽然中国古代在时间金融方面(如债券、信贷)乏善可陈，但在空间金融方面(如汇票、纸币)长期引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