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溯源与演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邮箱:het@pku.edu.cn;毕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biyue2015@pku.edu.cn(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也是政治经济学科从被动植入到与本土思想传统实现创造性结合,再到形成独立学术体系的过程。自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经济学”概念经历了多种译词并存的混用阶段、对“经济学”概念的借用阶段、受到学术分科体系影响的化用阶段,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术语演变路径,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及其演变的溯源,为理解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研究范式的二元并立格局、探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向和时代使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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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19世纪以来,伴随着大量西方经济学术语直接或间接传入中国,“政治经济学”一词也逐渐作为英文Political Economy的对译词被固定下来。但这一译法的确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简单视为两个英文词汇的分别直译,而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演变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就是政治经济学科在近代中国从被动植入到与本土思想传统实现创造性结合,再到形成独立学术体系的过程。

       外来学术概念的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层面的问题,“更多是不同文化间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性叛逆’”,①因此历来受到思想史学者的关注。就“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翻译问题而言,已有两类研究与之密切相关。一是“经济”(Economy)或“经济学”(Economics)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溯源研究。叶世昌、叶坦等学者将自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的种种中文译名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当属于此类研究的最早尝试。②此后学者从多个角度解释了“经济”概念何以从种种译法中被选中和定型。方维规认为,“经济”一词之所以经日本转译而被中国人接受,是因为它既包容了古典经济学中政治和经济的原初含义,又顺应了19世纪以来“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由词组简化为单词的趋势。③而按照冯天瑜和金观涛、刘青峰的解释,“经济”概念在中国的最终定型与社会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转型密切相关,当社会价值取向从义利并重、重义轻利转向实利主义,“经济”一词也就脱离了原本的道德范畴,可用于指代纯粹的市场和商业活动。④刘群艺通过梳理梁启超对“经济”一词译法的变化历程,认为其中的核心脉络在于梁启超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对国家主义与自由放任的取舍,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微观视角。⑤上述研究的共同结论是,“经济”或“经济学”概念在中国的确立,一方面与中国本土思想传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打上了日本、苏联等“中转站”的深刻烙印。

       二是“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的溯源和演变研究。这历来是西方经济学说史领域的经典命题。近年来,随着新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学界的兴起,以及“政治经济学回归”理论趋向的日益鲜明,这一话题再次得到了学人的广泛关注。此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梳理从前古典、古典到新古典时期,“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经济学”概念取代的主流趋势,回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新政治经济学的崛起历程,兼以评论当前存在的几种“政治经济学”概念内涵。⑥与上述研究相比,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探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产生和演变不仅具有一般的学说史意义,还具有以下两点特殊意义:其一,从概念演变的总体趋势来看,西方经历了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化,而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提法的出现却晚于“经济学”,这种相反的变化趋势反映了该学科在不同历史环境下发展规律的异质性,对于探讨当今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向和时代使命具有重要价值。其二,从概念自身的独特价值来看,政治经济学在当今欧美经济学界仅仅作为经济学的某一个或几个分支学科的代称存在,但在中国却代表着与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另一主流研究范式,而要探讨这一独特的二元并存范式产生的历史原因,就要上溯政治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

       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西方产生和演变的历程出发,着重回顾这一概念在传入中国后经历的混用、借用、化用等阶段,成为英文术语Political Economy的固定对译词;随后通过正名、分化等阶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产生紧密联系的过程。最后,本文还就政治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做了简要评论。

       二、“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西方的产生和演变

       一般认为,英语中的“政治”和“经济”均来源于希腊文。“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城邦”(),指代城堡或卫城;城邦制度建立后,该词专指城邦制度下公民参政议政行为和权利的全部总和。而“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家庭管理”()。色诺芬最早在《经济论》中使用了这一概念,描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⑦亚里士多德基本继承了色诺芬的定义,聚焦于家庭管理中的致富术,又将其扩展到了城邦管理中。在《政治学》中,他阐明了这种扩展的自然性和必要性:“一种形式的团体——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初级形式——便是‘村坊’()。……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⑧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文中的“经济”词源不仅包含家政管理的微观含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城邦管理的宏观意义,但后者毕竟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阐述政治思想时隐晦表达的意味,“政治”和“经济”二者在词源上仍然具有显著的差异,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按照古代思想,‘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个语词的矛盾,因为任何‘经济的’事情,即与个人生命和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切,按定义都是非政治的家庭事务。”⑨

       这种词源内涵上的矛盾在16-17世纪得到了暂时搁置和容许。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演进,重商主义被视为富国强兵、积累财富的思想工具,逐渐活跃于英法等国。在该思潮影响下,国家通过直接支持对外贸易、增加外贸基础设施、提供政策干预等政治手段,创造和保障财富;商人群体则出于开拓市场、寻求国家庇护的目的,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愿。⑩“政治”和“经济”因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借《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11)一书,说明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张,使“政治经济学”一词首次见诸经济文献。这无疑是这一概念在西方流变历程中的关键性事件,借助语词组合,直接阐明了“经济”在古希腊词源中所暗含的宏观意味,从而显著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现实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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