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蒙地大规模放垦后，虽然内蒙古畜牧生产中已有一定的棚圈搭建与管理活动，并且部分地区还有一些西方棚圈建设和管理技术传入，但棚圈在内蒙古畜牧生产中的利用仍较为有限，且多是临时性、简易性的棚圈，管理粗放。多数地区，特别是牧业发达的纯牧区盟旗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棚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在内蒙古地区展开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畜牧业是重要环节。面对已经逐渐瓦解的传统游牧生产体系，以及在蒙地探索失败的西方畜牧生产模式，新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应内蒙古农牧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畜牧生产模式，以促进内蒙古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并为其他边疆牧区的畜牧业改造提供经验，其中棚圈搭建更是基础性问题之一。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多数学者基于政治和经济视角，着重分析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对诸如“三不两利”“稳、宽、长”等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①第二，部分学者则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对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牧区社会、牧民生产生活、草原传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巨变及影响进行深入分析。②第三，部分学者则从历史地理学、环境史以及生态文化等多元视角，深入分析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草原环境、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及影响。③ 上述研究一方面较为细致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与影响；另一方面则凸显了边疆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与内地农业区的不同之处，展现了牧区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样性和因地制宜性。虽然已有研究取得较多成果，但仍有较大的深入空间。一方面，多数研究将关注点集中于整体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而对畜牧生产中，诸如水、草、棚、畜等具体要素的利用及变化的关注相对较少，进而使相关研究多侧重于对政策的深入分析，而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农牧民对水、草、棚、畜等的利用变化及影响的分析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学界对于人类居住空间，诸如城镇、聚落，以及微观视角下的具体房屋、毡帐等的布局、结构、社会文化内涵、政治经济意义等问题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牲畜居住空间，同时也是人类重要生产空间的棚圈却被冷落。部分研究虽然关注到了蒙地牲畜棚圈的建设，及其对近现代内蒙古畜牧生产发展的意义，但往往侧重于简略的过程阐述，对棚圈推行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多元互动，以及搭棚盖圈运动取得成效背后的原因及经验等重要问题关注较少。 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地区在棚圈建设、管理、利用等方面的变化发展及影响，对内蒙古地区牲畜棚圈搭建运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中央与地方的多元互动进行分析，探究内蒙古棚圈搭建运动取得较大成效的原因，及其对于社会主义畜牧业建设、牧区社会改造等方面的影响。 一、苏联经验与内蒙古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棚圈观念 棚圈在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畜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方面，固定的、精细管理的畜圈不仅为牲畜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而且也可以使牧民通过调节畜舍的温度、湿度、给料供水、活动空间、交配产仔等环节，来人为创造一个适合牲畜生长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牧民根据市场及自身需求来适当改良畜种及其畜产品质，以获得最大效益。在政治方面，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往往需要通过房舍、棚圈等的固定来实现牲畜的固定和牧民的定居，进而实现牧区社会的固定，便于国家政府对其进行组织和管理。此外，永久性棚圈的搭建与管理需要一定的人力与资金技术投入，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牧民间的合作互助提供了机会，促进牧区互助组、合作社等组织的形成发展，为牧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条件，等等。 正因如此，牲畜棚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牧区及畜牧经济建设的重要关注点，如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者，苏联在其畜牧经济改造和建设中，始终将永久性牲畜棚圈的建设及精细化管理作为其畜牧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早在1931年，苏联政府就曾拟定200万头牲畜畜舍修建计划，④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政府明确提出“在牛舍、猪舍、羊舍的建设及水利供应系统方面也有很大数目的投资”，⑤并要求实现“机械方法使水直接供应畜舍”。⑥1934年，联共(布)中央全会更责成各级党组织及苏维埃组织“保证在今年10月以前进行畜舍的修缮，在畜舍方面做好牲畜过冬的准备工作(保暖、清洁、消毒等等)，并完成全部新畜舍的修建。同时，在修建工作中应当尽量利用当地的建筑材料”。⑦在此力量推动下，苏联牧区的棚圈较为广泛地建立起来，以哈萨克斯坦牧区为例，仅1930～1936年就建设了牲畜棚998个、马厩410个、羊舍247个⑧等。苏联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更强调：“应把畜舍建筑工程特别加紧开展起来，同时应采取相当办法使供水工作机械化。”⑨即使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在其解放的沦陷区也立即“设法修理、重建和新建各种畜舍，充分保证安置下来的全部牲畜有完全适宜于冬季饲养的房舍”，⑩以保障畜牧业的恢复发展。二战结束后，1947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再次“责成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采取措施，保证集体农庄有更多的畜用建筑物，为此，要开展集体农庄的畜舍建设，增加当地建造畜舍用的建筑材料(砖、瓦、石灰等等)的生产，大力帮助草原区的集体农庄采伐木材”，(11)以推动畜舍建造质量的升级。在1951年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划中，苏联政府再次强调：“对于我们的农业，特别是在荒地开垦了很多的地区，过渡到棚内牲畜饲养制是十分迫切的。”(12)1953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更提出：“坚决改进建筑工作，保证一切牲畜都有设备完善的畜舍。在最近两三年内国营农场一切部门的生产都要实行全盘机械化。”(13)等等，持续推动棚圈建设。虽然上述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有部分没有落到实处，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由于缺少畜舍和饲养不善而引起牲畜的大批死亡”(14)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初仍然存在“许多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建造畜舍的计划”(15)等问题，但苏联的社会主义畜牧业建设仍然坚持推进棚圈搭建，并加大棚圈管理的精细化，在多数地区建设了较为完善的圈舍体系，这也给赴苏联考察学习畜牧业的诸多中国官员、学者和农牧民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并将其作为重点学习的对象。(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