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隋福民(1972- ),男,辽宁阜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健(1991- ),男,河南鹤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836)。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历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留下的资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农史研究均有重要价值。尤以第一次(1920-1930年代)调查产生的资料最为珍贵。尽管之前已有学人对此次调查的历史有过简要描述,然而我们对其历史场景并不明晰。基于此,本文从本次调查的缘起和目的、调查的立项过程和地点选择、无锡和保定两地调查实施过程等方面,对这一调查活动的历史细节进行梳理,对其所展现的历史意义予以回顾。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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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时称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①此处“第一次”的称谓,是后人所赋予的。当时调查的组织者并没有做长期计划。由于机缘巧合,后人于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又进行了同地区同村落的追踪调查,因此习惯上把发轫于1929-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主任陈翰笙组织领导的调查称之为“第一次”。本次调查很重要,它是后续调查的基础。此外,当时调查本身具有强烈的研究取向,形成的资料和数据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农村农业颇具价值。现有成果对这一调查的历史场景还原不够,进而影响了数据等资料的使用。基于此,本文在已有学术研究基础上,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史料及其他未刊资料和手稿,追溯此次调查历史,以期对这次调查有更为充分和全面的了解,以飨学界。

       一、调查缘起及目的

       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组织者是陈翰笙。陈翰笙祖籍无锡,后出国学习。1924年自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后,即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邀为教授,时年27岁,为北大最年轻教授。在校期间其才华胆略也受到李大钊赏识,国共合作时期介绍其加入国民党,1935年转为共产党员。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其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抓捕,陈翰笙避祸苏联,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

       陈翰笙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时,与马扎亚尔在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持观点不同,并对中国社会性质展开争论。陈翰笙由于不了解中国农村具体情况,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和实例来驳倒马扎亚尔,这促使他下决心“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②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即与陈翰笙熟悉。蔡任中研院院长后,希望陈来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社会调查“风起云涌”的时代。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逻辑,当时兴起了很多调查。③陈翰笙曾注意调查日资工厂,收集大量资料后写出调查报告,并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但这一报告令官方不满,因为日资纱厂中的情况在中资企业中也普遍存在。许多人认为调查报告受到共产党指使,要调查陈翰笙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劝陈翰笙不要再调查工厂,转向调查农村经济较合时宜。国民政府当时要在全国开展“农村经济复兴计划”,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于是,陈翰笙将调查研究的方向转向农村。

       陈翰笙认为研究中国农村很重要,因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就了社会的基础结构,社会学研究应以此为出发点。近代中国大部分生产关系属于农村,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以中国农村研究作为第一步工作。④此外,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入侵,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工业化。工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渐次深入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变化逐渐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学组主张在江苏、河北、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省中,开始从事实地调查。”⑤

       1929年7月,陈翰笙去北平(北京)时在北京大学进行演讲,题目就是《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陈直言:“我自从离开北大以后,并没有到别的学校去担任功课;因为原先所教的是外国历史,不能专靠关于外国历史的知识来解决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两年来我很注意到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研究。”⑥当时,很多人认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参加调查的调查员一健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都市的工业经济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无发展希望,农村经济上的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中国农村由于兵、匪、水、旱、蝗、雹等天灾人祸,使灾荒区域扩大,加之苛捐杂税,普遍地引起了农民暴动,农村经济的动摇造成整个社会的衰落。“因为经济是社会一切的基础,而中国农村经济是中国社会一切的基础。”⑦在做保定调查时,陈翰笙坦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会调查所订定合作办法,组织农村经济调查团作保定农村经济的调查,其目的自然在对于我们北方的农村社会,做一个实际的观察,而特别集中力量于经济生活的调查,以期洞观症结,为将来改造的张本。”⑧这就是陈组织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目的。

       中国农村经济很重要,值得调查和研究,很多人均对此予以关注。但陈翰笙认为以往的农村调查都有一些问题,这些农村调查大都为慈善救济、改良农业,或者讨论社会改良问题,基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没有深入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⑨“故过去十四年间,在十五省内虽有五十一次农村调查,现时中国的农村研究者还不得不自己去搜集材料自己去实行调查。”⑩

       在社会学组的工作报告中,陈翰笙强调了通过调查掌握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中国社会调查与统计尚在极幼稚时代”“目前急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之调查与统计”。(11)以前的官方统计存在很大的问题,“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最大的困难便是没有准确的统计材料,以往中国官府统计材料之不可靠,已成大家所共知的事。”(12)

       陈翰笙了解调查研究的艰巨性。他认为,要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必须研究中国的生产方法、生产关系和所受外来的影响。这样的研究工作,不是几个人用几年的功夫便能成功,“凡对于社会科学有兴趣的人,都有继续努力去研究的责任。”(13)所以陈在保定调查开展时即声明,中国以农立国,欲发展生产事业和其他事业,须以农业为基本改造对象,因而农村调查事关中国前途。社会学组采用代表法,以一省内某一县代表全省,某数十村庄代表全县开展调查,“预计二十年可得中国整个农村经济状况,以供有志改造中国者以具体材料”,这是社会学组切实的使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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