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北商贸与万里茶道

作 者:

作者简介:
左志辉(1964- ),男,湖南湘乡人,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万里茶道、历史地理(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地方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对京北昌平城、南口城、榆林堡等三地碑刻研究,尤其是碑阴的统计分析发现: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晋翼布商在昌平城捐修庙宇比此前前清83年间更加活跃,捐修间隔时间更短,捐修频率更高;1782年南口城晋商的人(号)均捐款额比82年前昌平城晋商增长250%,翻了一番多,说明晋翼布商的经营效益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的趋势;1789年榆林堡布行在前11大行业中总体经济实力最强,捐修庙宇贡献最大。这与俄国专家特鲁谢维奇所述俄国1727年棉布进口量超过了丝绸,其价值占总进口额的39%,“从18世纪40年代起棉布成为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存在契合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晋翼布商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经济实力参与公益事业。经实地碑刻考证证实和商业逻辑推论分析,18世纪万里茶道北京段和万里茶道京张商路真实存在,18世纪万里茶道京恰商路可以完整还原。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3 期

字号:

       所谓万里茶道,是发生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的中俄贸易。从中国向俄国出口产品结构看,大体上,1800年以前以丝绸、棉布贸易为主,①1800年以后以茶叶贸易为主;从国际关系角度看,1860年以前中俄双方基本上处于平等互利状态,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因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俄商同时主导中国境内和俄国境内的茶叶业务,华商被边缘化了。②

       对于昌平城、南口城、榆林堡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长城防御和长城驿站等方面,③尚未发现有对其商贸进行探讨的,本人近年对明清南口城和昌平城商业作了初步考察。④兹基于昌平城东门外关帝庙(今昌平区第一中学校内)现存9通记事碑或其拓片,南口城1通记事碑(石碑存于昌平公园文物石刻园),以及延庆区榆林堡城隍庙内1通记事碑碑阴的统计分析,试图对18世纪京北商贸作初步梳理,并讨论其与万里茶道的关系。

       一、昌平城、南口城、榆林堡之于京北地理与商道节点

       所谓京北地区,指北京市昌平区(包括今昌平城、南口城)和延庆区(包括今榆林堡),分别位于京西北“四十里”“天然孔道”⑤居庸关沟的南北两端。

       昌平城作为明清两代州城,始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土木之变”后,为护卫皇陵而新建永安城即昌平城并迁县治于内。⑥嘉靖年间,榆河驿由榆河店迁入昌平城。往来京师与蒙古高原的古驿路和古商道,由此改道昌平城。早在明“隆庆议和”(1571)之前,晋商即活跃于昌平城,之后积极且深度参与了明蒙互市贸易。⑦明蒙互市商道经昌平城、南口城、榆林堡等节点到达张家口等地边贸市场。

       南口位于居庸关大道与华北平原、西山、军都山和北齐长城⑧的“交叉点”上。元往来大都与上都的御路、驿路和辇路由此而过。⑨南口城作为明居庸关长城的一部分,始建于永乐二年(1404),北距洪武年间在关南门外五里所设居庸驿⑩“十里”。早在清乾隆初年,南口城即“关南锁钥,民庐市廛,颇为稠密。”(11)

       榆林驿(堡)始建于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是大都至上都十二站之一。明在北平至开平一线设置了榆河驿、居庸驿、榆林驿等十三驿,并在榆林驿与土木驿各筑堡城一座。因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遭洗劫,明廷另择新址营建驿站,即现存的堡城。(12)清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驿站制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慈禧太后“庚子西狩”,怀来知县吴永跪迎于“居民逃徙已尽”的榆林堡。吴永之前“寻至站所,仅有管驿家丁董福一人尚留守未去。……驿马但有老羸者五匹,余皆为乱兵掠去。此堡只有骡马店三处,今择其较宏整者,备圣驾小憩。”(13)说明即使到了八国联军占领京师的时候,榆林堡除有驿站外,还有服务于往来商旅的“骡马店三处”及“街市列屋”,而在此之前车水马龙和商旅繁华的景象更是可想而知。

       昌平城、南口城和榆林堡,曾经是明蒙互市商道的重要节点,理应成为清朝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18世纪早期的京北商贸

       自17世纪中叶开始,既有俄国使团最早从西路,后来从中路,经张家口、宣化、鸡鸣驿、土木堡、怀来、岔道口、南口、昌平(14)来北京互市贸易,也有俄国私商在库伦与中国私商主要是晋商开展互市。在京库大道重要节点昌平城的东门外关帝庙,康熙晚期、雍正早期立有4通碑。碑文显示,这里活跃着一支近300人、主要由盐商和布商构成的晋商队伍。

       (一)中俄京师互市与库伦互市

       早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前,来北京贸易的俄国人主要有三类:一是正式的外交使团。据统计,1689年前俄国派往北京的外交使团有3支,即1656年费·巴伊科夫使团、1670年伊·米洛瓦诺夫使团、1676年尼果赖(斯帕法里)使团。二是俄国官方商队。他们是与俄国使团同时在北京开展活动的。三是私人商队。私人商队参与京师互市的次数更多,获利也更大,其中较为著名的是1674年的加·罗·尼基京商队。这支43人私人商队开辟了一条由色楞格斯克经外蒙库伦和张家口直达北京的新商路,即中部路线。(15)1675年,尼果赖(斯帕法里)使团在来京路上,遇见几位由中路返回俄国的商人。这些商人说:“在中国作买卖对于他们不是什么新鲜事”。(16)由此可见,相比西路和由尼布楚经齐齐哈尔、喜峰口、通州进京的东路,这条中部路线,应该早已成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俄国私商们进京贸易的捷径。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一经签订,俄国商人和政府纷纷组织私、官商队来京贸易,中国史籍称之为“京师互市”。(17)俄国来京商队途经库伦时,常常留下一部分人员调养牲畜并就地贸易,待俄国商队由京返回时再跟随一同离境。清廷虽未正式批准库伦贸易,但亦不加禁止。久而久之,这里就逐渐形成了中俄间的另一个互市场所,即库伦互市。(18)

       俄国“派往北京的官方商队实际上已无利可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前往库伦贸易的私商的竞争。”(19)所谓私商的竞争性体现在,两国私商面对库伦相向而行,通过贴近市场(中方以棉布、丝绸、茶叶等交换俄方低价走私的毛皮)、缩短路程、加快周转等方式,碾压定位高端、一心暴利的俄国官方商队所试图垄断高价毛皮的京师互市。(20)

       18世纪初,毛皮仍然是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约占80%以上。进口的中国货有“中国土布、花缎、黄金、白银、丝绸、茶叶、八角茴香、壁毯、幔帐及各种器皿。”(21)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722年清政府取消库伦互市和京师互市为止。1727年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彻底恢复了互市贸易。这期间,两国在库伦的私商互市可能不受影响,因为乾隆年间的停市并未影响私商恰克图互市贸易。(22)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