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也是民众衣食与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同时还是施行民众教化、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因此，历史上不论帝王、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对农业生产都极为重视。与此相适应，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资料记载，具体如农事政令、农书与劝农文等，此外农耕图像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作为古代重农、劝农传统的产物，这些农耕图像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种图像均承载着多样化的历史信息、社会内涵与文化符码。由此，以农耕图像为切入点，可深刻“再现”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政治运作等各方面的“实况”与信息，故不论对学术研究还是社会发展来说，这些图像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不过，受长期以来重文字、轻图像传统的影响，目前不论在搜集、整理还是深入研究层面上，这些农耕图像都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借鉴图像学、艺术学、农史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与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内涵与类别、研究现状、可进一步探讨的思路与内容等做一初步论述与分析，以期引发学界对相关话题的讨论与关注。 一、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类型与已有研究述评 何谓农耕图像?有研究者认为，农耕图像就是有关农耕文化的图像①。不过，这一定义过于宽泛，因为受“以农为本”传统的影响，整个中华传统文明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也都是农耕文化的相应表现。因此，从学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对“农耕图像”的内涵与外延做进一步压缩与明晰：所谓农耕图像，就是指与农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紧密相关的图像形式，具体如各种大田劳作图像、丝麻棉等纺织图像、各种农具图像、农用役畜饲养图像、农作仪式活动图像等。此处所谓之农耕图像，也即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广义的耕织图②。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古代产生了大量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农耕图像。这些图像，类型多样，内容庞杂，涉及时代范围广。大体来说，这些图像可分为五个主要的类别，即画像(砖)石与墓葬壁画类、体系化耕织图类、农书类、日用类书类、风俗类。画像(砖)石与墓葬壁画类，主要指墓室或墓地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的相关农耕图像，与“丧葬”“祭祀”等主题紧密相关，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具体如陕西米脂、绥德与江苏睢宁等地汉画像石牛耕图，山东滕州黄家岭汉画像石耕耱图与耕地图等。体系化耕织图类，即传统狭义上的耕织图，指通过系列绘画的形式将耕与织的具体环节呈现出来的图绘形式，具体如南宋楼璹《耕织图》、元代程棨《耕织图》、明代宋宗鲁《耕织图》、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等。农书类农耕图像，即农书中所载之农耕图像，具体如《王祯农书》中的犁、耙、翻车等农具图像，以及沙田、籍田礼等农田类型与农事仪式图像。日用类书类农耕图像，即日用类书中所载的相关农耕图像，比如南宋末《事林广记·农桑类》中的“井田之制”“耕获图”“平糶仓”“蚕织图”。风俗类农耕图像，多种多样，如年画农耕图像，具体如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男十忙》《女十忙》；寺庙壁画、洞窟壁画农耕图像，如山西新绛稷益庙明代壁画“耕获图”、甘肃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耕作图”“打场图”等；“百苗图”“滇夷图”等描绘少数民族风俗图像中的农耕图像③。此外，兴起于18世纪中叶、用以出口欧洲等地的外销画中，亦有诸多表现农耕题材的图像，如现藏大英图书馆外销画中的“解丝线”“溜丝线”“理丝”图像等④。除以上五大类农耕图像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与农耕活动相关的图绘形式。如青铜器农耕图像，具体如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上的“采桑图”、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采桑纹铜壶”盖上的“采桑图”等⑤。此外，在一些表现隐逸题材的文人绘画以及风俗绘画中，亦有表现农耕活动的图像存在，具体如唐代张萱《捣练图》、宋元时代屡有创作的《豳风图》、明代吴伟《渔樵耕读》图等。 对于中国古代农耕图像，已有来自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一些讨论与分析。首先是对农耕图像的整体性研究，数量不多，具体如农耕图像的范畴、分类、作用与价值等⑥。但这些研究，要么并未真正涉及多少图像的东西，要么在农耕图像的类别认知上存在很大混乱与误区。相比于整体性研究，更多讨论则是针对不同类型图像分别展开论述与分析。具体来说，画像石、墓葬壁画类农耕图像研究，更多是对图像的内容呈现及其所体现的农业发展状况、特点、技术水平等进行描述与分析，以探讨其所反映的时代农业状况⑦。体系化耕织图研究，或是对其起源、发展、流传等进行考证与讨论，或是对其所反映的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及其作用进行描述与分析，或是从艺术学角度对艺术风格与形式等进行分析与探讨，还有少量研究重在关注耕织图背后的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⑧。农书类农耕图像研究，主要集中于《王祯农书》《天工开物》等几部重要农书上，重在对艺术价值、创作手法、历史地位等进行探讨与分析⑨。其他类型的农耕图像，则多侧重于艺术形式、物象造型、功能价值、技术体系等层面的论述与讨论⑩。 纵观目前有关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其大体围绕三个路数展开进行。一是传统历史学路数，即将图像作为一种如同“文字”的史料记载，就其中所体现的不同时代农业生产发展状况、技术水平等做描述与分析，以印证、补充或弥补文字史料之记载或不足。这一研究路数的学者，基本都来自中国古代史研究各领域。二是农业史(科技史)研究路数，以农史(科技史)领域学者为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农事图像作为如同“农书”那样的资料来看待，重点对不同农事图像所“记载”“反映”的农业技术等问题进行讨论与分析，强调其对于记载或传播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价值意义。就实质而言，这一路数与“传统历史学路数”在理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亦是将图像作为一种如同文字的资料来看待。三是美术史(艺术史)研究路数，主要以美术史(艺术史)领域的学者为主，重在讨论各类农耕图像的“本体”“形式”等问题，比如艺术风格、画面表现、构图形式等；而在论及不同农耕图像“美术史”之外的价值意义时，则又往往如农史学者那样强调其在记载、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不过，虽然目前已有许多研究对中国古代农耕图像做了多层面的分析与论述，但不论是从相关研究理念还是具体研究实践来看，目前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首先，在研究理念上，传统历史研究中重文字、轻图像的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将农耕图像作为一种可补充、弥补文字史料之不足或印证文字史料的理念仍旧根深蒂固，而并未将农耕图像作为一种可单独“发声”的主体来看待。事实上，图像即“历史”，很多图像本身就是历史“事实”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各种体系化耕织图的绘制(11)。另外，每一幅或一套图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存在“语境”与“场域”。也就是说，总有其具体的创作动机、创作者、赞助人、功能用途、传播路径、社会反响等——虽然并非每幅或每套图像都会具备这些要素。正因为此，图像绝不仅仅只有画面呈现所承载的相关历史信息，其被创作与应用的过程更是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符码与象征意涵，故是可以单独发声的主体，可以之透视出国家运作、社会运转、民众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实况”(12)。而目前已有的关于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研究，除个别研究外——如韩若兰关于体系化耕织图的讨论(13)，基本未关注到这一层面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