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共品是维持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政府在公共品提供中起主导作用：针对欧洲历史的研究指出，政府有能力提供公共品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Solar，1995；Dittmar and Meisenzahl，2020)。不过，当国土面积较大导致信息成本较高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可能会出现下降(Sng，2014)；美国20世纪中期的经历也表明，活跃的社区参与对提升地方公共服务的质量十分重要(Putnam，2000)。由此可见，政府和社区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本文以清中期粮价上涨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为例，考察政府和地方精英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通过考察和比较二者在华北和长江下游的作用是否相同，我们希望以此理解不同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公共品的供给模式。清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粮食供给时常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从而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建立仓储体系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数任古代中国政府的施政目标。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政府经常主导资源分配以供给公共品，其中清代的常平仓即为政府建设项目的典型代表(Will et al.，1991)。而从宋代开始，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也逐步参与地方治理，包括建立和维护以义仓和慈善机构为首的地区公共品(梁其姿，2013)；士绅在清代灾荒时参与甚至主导当地赈济已成为某些地区的常态(吴滔，2001)。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在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还是地方精英更为重要?二者的角色在不同区域是否相同?如果存在差异，导致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清中期的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品供给，主要出于如下原因。首先，我们研究的时间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和平繁荣的时期之一，历史学研究显示政府和地方精英在这一时期都有一定能力在粮食歉收而粮价上涨的情况下为当地社区提供饥荒救济。其次，本文重点关注的两个区域在清代有着迥异的社会结构，可能致使政府和地方精英起到完全不同的作用。 我们收集了1742-1795年粮食价格、社会冲突以及关于政府和士绅的记录，并以此构建府级面板数据，以定量考察政府和士绅在提供公共品和减少粮食波动引发的社会冲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特别考察两个受到清代统治者密切关注但社会结构十分不同的地区：华北和长江下游。华北地区拱卫首都，长江下游是政府税赋的主要来源地，两地区的稳定对清政府而言均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由于地理条件、历史上的战乱和生态危机影响，清代时两地在政府作用、市场密度、地方精英人数等诸多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例如，就仓储比例而言，由政府重点建设的常平仓在华北地区仓储中占80％，而在长江下游的仓储中仅占60％；这一差别是否表明政府在两地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首先建立粮价与民变的关系。基准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发现粮价上涨通常会导致当地产生更多民变。我们进一步使用异常气候作为粮价波动的工具变量以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结论依然成立。但是，当考察华北和长江下游这两个重点区域时，我们发现粮价上涨在这两个区域引起的冲突增加仅为全国范围内平均效应的24％，表明两地针对粮价变动可能存在某些特殊的稳定机制。 本文继而考察哪些机制有助于平滑两地的粮价波动。我们使用常平仓的粮食储量衡量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并采用决定某地生员名额的学额数目衡量士绅力量。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公共品供给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政府的仓储体系在华北起主导作用，而士绅则在长江下游起主导作用。这一发现表明政府仓储和士绅在功能上互为补充。为说明士绅减少民变的机制，我们使用民变类型信息，发现士绅力量与粮食相关的民变负相关，而与其他类型的民变不相关，与士绅提供私人公共品的假说相符。 气候冲击导致的粮食危机及其应对是经济史文献关注的重点话题。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发现，饥荒救济等保障措施使粮食供应的波动得到缓解，降低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Greif et al.，2013)。在针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王国斌(Wong，1982)根据清代粮食暴动的典型案例，指出粮食暴动与提供的粮食能否满足需求有关，而并非受粮食歉收或粮价上涨的直接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新大陆作物有助于缓解粮食危机(Jia，2014；Chen and Kung，2016)。我们的文章则对政府仓储如何缓解粮食危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许多学者对清代常平仓系统的运行逻辑进行研究(Will et al.，1991；Shiue，2004；吴四伍，2018)，但是对常平仓多大程度上可以平抑粮价、维持社会稳定则缺少定量证据。部分研究发现常平仓可以减缓粮价波动(刘翠溶和费景汉，1979)或缓解灾害带来的粮价上涨。本文的定量证据则表明，在给定粮价波动时，常平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 本文发现士绅可以通过提供公共品维护社会稳定，表明政府和地方精英在公共品供给中均起到重要作用，这也印证了新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的平衡能够带来政权稳定与长期经济繁荣的观点(Acemoglu and Robinson，2019)。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在政权稳定时期，政府在资源分配中普遍起主导作用；而历史上以士绅为代表的非政府团体在基层治理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代中国的部分实践亦希望赋予乡村和社区更大的自主权(Martinez-Bravo et al.，2022)。本文从公共品提供的视角为此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