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第四次发布“全球新闻创新报告”。研究团队仍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reviews)方法，对重要学术期刊、新闻业观察机构2023年度发布的与本报告主题相关的论文、报告与文章总计358篇文献进行了分析(文献具体来源见报告附录)。全球新闻创新报告继续沿用以往的分析主框架“新闻环境-多元新闻行动主体-新闻创新行动”，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全球新闻业面临的新闻环境重大变革、新闻业因之发生的结构性改变，以及采取的各类新闻创新行动，以期给中国新闻实践者、研究者提供一个全球视角的参照。 一、2023年全球新闻环境变化 2023年全球新闻环境已逐步摆脱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也没有出现具有类似量级的重大事件，但新闻环境仍有重大变化。全球新闻业转型创新的主要动力仍在于要适应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波对新闻生态环境可能带来重大改变 2023年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元年。与其他领域一样，新闻领域的反应也表现出“崇拜”、“恐惧”等感受(孙琦，陈力丹，2023)。“欧洲新闻业观察”发布了一项法、德、英三国新闻界对人工智能看法的报告，发现过去两年中媒体叙事普遍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神奇的力量”，哪怕在那些谈及人工智能可能操纵或剥夺人类主体性的文章中，人们也会为其近乎“神奇”的力量着迷。报告作者认为这一主导性叙事掩盖了对人工智能的更关键思考(Barassi et al.，2023)。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一篇文章则直截了当地指出：“AI的运用让新闻业岌岌可危”。报告认为，相比于“互联网”这样尚给了新闻业几十年适应时间的“旧技术”，AI留给记者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新闻界必须团结起来迅速制订对AI的指导性规范，其出发点应是“发表由人工智能撰写的‘新闻’是不道德的”，因为无论人工智能的算法多么精致，它永远都无法承担责任。它没有灵魂，没有思想(Nolan，2023)。据媒体报道，CNN、《纽约时报》、路透社等多家主要新闻媒体都在阻止人工智能模型爬虫访问(Darcy，2023)。最新报道称，《纽约时报》与OpenAI和微软的版权谈判破裂，已在2023年12月27日正式起诉两者。 虽然每年都会出现一些被热议的技术名词，但有些很容易被淡忘，有些可能重构新闻业的生存空间，有些则会进入新闻系统内部，重塑新闻业。“互联网”和“数字化”是既重构了新闻业的生态环境又重塑了新闻生产和新闻产品的技术。那么“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新闻业来说属于哪一种技术变量?2023年美国奈特基金中心推出的公益课程“如何在新闻编辑室中使用ChatGPT和其他生成式AI”获得全球范围关注，吸引了147个国家的8000多名学员(Ortiz，2023)，课程内容主要是如何用AI“辅助”传统新闻工作，提高新闻工作效率、提升新闻影响力等。2023年我们观察到的国内谈及采纳人工智能技术的媒体创新文献，仍以表达热烈拥抱新技术为主，也有些是对前些年就探讨过的“数字虚拟主播”、“智能写作”、“云平台”等技术应用进行了重新包装。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像互联网、数字化技术那样，结构性地改变新闻生产模式，还需要持续关注。 不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极大改变新闻生态环境已经没有疑问了。《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演讲中提到，现有的AI技术已可通过对语言的操纵和控制生产文化，编织文化茧房，这可能让人类被困在虚幻中(36氪领读，2023)。跟踪虚假信息的组织NewsGuard 12月18日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4月以来，托管人工智能创建的虚假新闻网站从49个激增至600多个。国内也有报告提到，已有大量自媒体内容创作者采用生成式AI进行文字、图片和视频创作。由AI生产的内容数量可能很快就会超过数千年来人类缓慢生产的知识总和，这样的信息环境是人类从未经历和想象过的。作为以真实叙述当下世界为正当性的中介性认知机制，新闻业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环境?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呼声中，新闻业发出的“警觉”与“防范”声音也值得重视，尤其是其给出的理由是维护人类认知机制的公共价值，而非仅仅为新闻业自身利益“讨价还价”。 (二)制度环境深刻影响新闻业结构，且在全球语境下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 2020年以来，世界多国都加快了法律法规建设，以有形的制度之手直接干预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媒体行业。和技术因素相比，制度因素虽然具有滞后性，但一旦发力，就会深刻影响新闻业环境。 2023年底，经过反复谈判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终于达成协议，这将是全球首部综合性人工智能监管立法。从媒体讨论来看，这部法案也体现了欧盟一直以来在数字内容领域的监管特色。我国也在2023年8月15日正式施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数据安全和偏见歧视等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在其最新著作《数字帝国：全球技术监管之战》(Digital Empires：The Global Battle to Regulate Technology，2023)中认为，美国、中国和欧盟已在数字领域形成不同的监管模式，分别是美国的“市场驱动模式”、欧洲的“权利驱动模式”和中国的“国家驱动模式”(Bonilla，2023)。中国和欧盟属于“强监管”模式，但方式和侧重点不同；美国则属于“弱监管”。不过，2023年7月美国皮尤中心对5000余名美国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有55％的美国民众支持政府采取措施限制网上虚假信息。这与5年前的调查大为不同，5年前只有39％的人认为政府应该限制虚假信息，大多数美国人更倾向于优先考虑信息自由(Forman-Katz，2023)。这对“弱监管”的政策取向提出挑战。也有研究者探讨了北欧建设“媒体福利国家”(media welfare state)的规范性基础，从增进普遍福利(也即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媒体政策，认为有必要通过辅助地方媒体形成本地社区的支持系统、通过提升媒体素养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明确平台责任等方式，防范数字时代人们暴露在媒体之下的各种风险等(Jakobsson，Lindell & Stiernstedt，2023)。北欧这种迥异于传统“产业”发展的媒体政策思路可能对我国如何在深化媒体融合中更好地发挥媒体社会价值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