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美国传播学界声望最高的专业杂志《传播学刊》(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领导下，推出了一期名为“领域的发酵”(Ferment in the Field)特刊，为“传播学再思考”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尝试。这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学科反思，最终形成了共368页、由来自10个国家的41位作者所撰写的35篇论文所组成的特刊。该特刊的编辑人员指出，这一成果“尽管并未呈现出该领域中主要理论和研究的完整图景，但仍具有代表性”①。 在过去的40年里，学界对《领域的发酵》的探讨大多停留在概述和介绍的层面，主要是对特刊的文章进行简要的评价与总结。②有学者着眼于对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学术交锋进行回顾与梳理③，也有学者对传播研究中知识贫困的制度来源进行分析④，或对发酵的性质、领域及原因进行讨论⑤。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究《领域的发酵》特刊围绕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学术争鸣及其历史意义，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领域的发酵》特刊是在怎样的知识语境与历史背景下推出的?其背后有何缘由?第二，《领域的发酵》特刊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呈现了什么样的学术争鸣?第三，论争的结果造成了何种理论冲击与现实影响?第四，论争之后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怎样的知识图景? 一、《领域的发酵》特刊的历史语境与学术诉求 (一)历史语境：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之争 20世纪60、70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仍然深刻地感受和经历着殖民主义的压迫，但他们不愿意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继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这些国家展开了不结盟运动，声称要为国家自决而奋斗。⑥在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下，关于信息流动与交换不平等的争论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尤其是自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严厉控诉美国对信息资源的控制，并提出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要求。1980年，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Problems)发布了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One World)的报告，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论争推向了高潮。在爱尔兰人肖恩·麦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的主持下，这个委员会投入三年时间对全球媒体进行了调查，最终论证了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信息传播不平衡的状况，并在报告中提出了80余条克服这种不平衡的策略。这份“麦克布莱德报告”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批判学者以及具有国际意识的实证学者的极大兴趣。⑦实证学者伊契尔·德·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传播研究的论文，他批评了大部分批判学者所撰写的有关于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著作，斥责道：“这并非严肃的社会研究，而是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狂热断言。”⑧这一批评文章立即引发了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关注。普尔指出，作为一名传播研究的哲学家，通过提高理解世界的能力、创造分析事物的更好方法以及接近真理的过程是改变世界的最好方式。他认为不应当把学术研究与政治偏见混为一谈，“如果一个人是哲学家，那么他确实有义务澄清自己所做的研究，而不是被自身的政治偏好所混淆。通过对‘理解’世界作出贡献，将有助于改变世界”⑨。然而，在这一点上，席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传播研究的任务不是改变世界，那就是在维护世界，“如果一个人足够幸运有权利选择立场，或者至少在选择一个领域进行分析和调查时有一些小的可操作性，在我看来，你会试图有针对性、相关性地进行选择，这将有助于改变世界”⑩。席勒与普尔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新马克思主义与保守主义学者之间尖锐对立的斗争。这场思想交锋引起了《传播学刊》主编格伯纳的高度重视，格伯纳邀请这两位学者在《领域的发酵》特刊中参与讨论。(11) (二)学术诉求：寻求传播学的合法性 在《领域的发酵》的引言中，主编格伯纳谈及策划此次特刊的直接意图，他声称此前提交给《传播学刊》的一系列文章集中探讨了“传播学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整个学科在社会中的作用”等问题，而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这些问题变得愈发显著，这促使着格伯纳扩大研究问题的范围，并向全球学者进行广泛征稿。他呼吁撰稿人就“当前传播研究的现状”“研究者与科学、社会和政策的关系”“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战术和战略”等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12)格伯纳认为，“伯纳德·贝雷尔森在近四分之一世纪前被广泛征引的对‘传播研究现状’的哀叹，并不标志着传播研究的‘消亡’，相反，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新兴学科的出现”(13)。 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正站在信息时代的大门前，赫伯特·席勒在发表于特刊的文章《信息时代的批判研究》中如此描述这个时代：“资本主义正经历着结构性转型，信息成分正在嵌入旧的工业基础之中，并使传播过程成为整个生产体系中至关重要的要素。”(14)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巨大变化，虽未完全成熟但清晰可见，“最重要的是经济与劳动力方面从生产向服务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信息是最重要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不断增长的成分。而且，信息工业本身——设备、规划、处理、传输、分配、存储以及回收等，也有着惊人的增长”(15)。文森特·莫斯可(Vinscent Mosco)则呼应了席勒的观点：“信息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主要动力，并通过将原本以煤炭和石油为基础的机械制造方式转变为依靠信息控制系统的加工和回收方式，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16) 如果说在此之前“传播研究一直都处于知识关怀和学术权力的边缘，仍然在贝雷尔森著名解散令(dismissal)的鞭笞下苦不堪言”(17)，那么到了此时，“传播研究已然成为舞台的中心，社会的焦点集中在传播研究的身上”(18)。因此，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欢呼传播领域的胜利以及它的未来前景：“随着西方大国的政府和经济精英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把我们拉进所谓的信息时代，很明显，传播学者们占据了一个提出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重要性问题的领域。”(19) 如前所述，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境况中，格伯纳于1983年推出《领域的发酵》特刊，旨在批判性地寻找关于传播学学科在世界知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0)他颇为乐观地认为“一个新兴学科正在诞生”，并希望此次讨论成为传播学学科成长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21)格伯纳认为，传播学研究围绕着网络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产生、性质和作用而展开，信息制造和讲故事的能力提供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化和进化过程。正因为传播学学科以这一过程为中心，其为理解人类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2)由此可见，寻求传播研究的合法性并确认传播学在学术领域中的核心地位，是格伯纳推出《领域的发酵》特刊背后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