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4)02-0098-12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24.02.011 一、引言 全球数字游牧民热潮近20年来渐成气候，并在2021年左右影响中国本土，“旷野想象”正成为中国年轻人社交关键词之一。《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数据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①小红书、知乎、豆瓣等平台中有关“数字游牧民”的讨论2022年末以来数量暴增，“数字游牧热”在年轻人中不断升温。 何为“数字游牧民”?学术界暂未有定论，但牧本次雄与大卫·曼纳斯于1997年出版了《数字游牧民》(Digital Nomad)一书②，如题所示，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两位作者预测未来人类社会在高速无线网络和强大移动设备加持下，将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之间的强关系，产生一种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并在全世界自由移动的全新生活方式，即数字游牧民③。当我们还处于使用寻呼机和“大哥大”模拟通讯阶段时，这样的预测需要大智慧和丰沛想象力。其实，更早的想象可追溯至科幻大师亚瑟·查尔斯·克拉克1964年的一次演讲，“在不久的将来，大概50年后，一个人在海地或巴厘岛远程工作，跟他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工作没有丝毫差别。”④非常奇妙的是巴厘岛现在真的成为了全球数字游牧民心中的圣地。 由于数字游牧群体渐成气候，加上其流动性和全球性等特性，对此进一步概念化是学术界正在努力的事情。正如莱森伯格所指出的，数字游牧民现象尚未得到很好的确立⑤，纳什等人也指出，对数字游牧主义的实证和学术研究非常少，现有的大多数描述和分享主要来自新闻采访和报道、在线自媒体⑥。国内外学术界近期聚焦数字游牧民概念的情况佐证了这种判断。现有研究认为，数字游牧民主要指千禧一代或Z世代中那些有能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拥有移动设备并连接到互联网工作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包括数字工作、灵活性、流动性、身份和社区⑦。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游牧民非常重要，但“在路上使用技术并不会让一个人成为数字游牧民”⑧，它要求在旅行或旅居中完成与工作相关的专业活动。旅行或旅居的特征使其与工作和生活地理位置固定的自由职业者、远程工作者、在线工作者相区分，而边旅行边完成数字化专业工作与同样在路上的背包客划清了界线。纳什等人认为数字游牧民有四个关键要素：数字工作、零工工作、游牧工作和全球旅行冒险。⑨这是偏向工作纬度和劳动力流动视角的定义，注重数字游牧民远程数字工作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强调流动性、联合办公空间和零工经济。与此相对，也有学者从个人旅行者视角将数字游牧民视为玩家(flashpackers)，一群带着工作所需的所有数字设备并听从内心召唤而旅行的人，偏向于关注他们的旅行和生活方式⑩，聚焦于地理套利、自由支配时间、社交网络(11)等属性。 此类讨论存在三方面明显的不足：一是将数字游牧民整体概念化，容易遮蔽数字游牧民之间的多样性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在全球数字游牧民的框架里，中国本土正在兴起的数字游牧民更容易被视为全球化的结果，而忽略其特殊性；二是数字游牧民的劳动形式、社区支持、社会交往得到较为广泛的讨论，但作为“异托邦”(12)、“乌托邦”(13)、“共同空间”(14)的情感交往，乃至情感共同体却鲜见研究，如此，对数字游牧民的理解就止步在表征的、符号的、功能的层面；三是现有研究强调了数字游牧民工作的数字化、地点的流动性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些维度当然重要，但成为数字游牧民本身的内在动机和外在社会结构因素却被悬搁，这既使中国本土数字游牧民研究“在地性”得不到回应，也无法超越对群体的关注而将此与更具前瞻性的社会势能勾连起来。 为此，本文基于线上线下采集的经验材料展开研究，一是在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为期三个月驻地考察的田野笔记；二是对20多位数字游牧民和社区主理人进行深度访谈的记录(15)；三是持续半年以上在微信公众号、小红书、抖音、B站等平台随机浏览数字游牧民社区官方账号推文、主理人接受媒体访谈的新闻稿、数字游牧民自媒体内容等，结合“数字游牧民”在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将数字游牧民定义为从主流社会倡导的稳定工作模式和生活价值体系中跳脱出来，依赖数字技术创造收入，获得地理位置自由、时间自由、社交自由和新生活方式的独立个体，同时又重新嵌入社群生活的新兴青年族群。在当下中国社会普遍认同考公考编求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数字游牧民为何选择“出逃”?这是个体的自我身份选择，还是数字和智能时代社会势能促成的青年群体自我身份认同范式和价值观念的微妙转变?这种转变有何新的文化特质?此种身份重构的实践何以可能?这些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出逃计划”“液态生活”和身份自反性 “数字游牧民”在中国的兴起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新冠疫情期间，年轻人从被迫远程办公中体验到别样的工作方式，也克服了从制度性工作体系中脱离出来的恐惧感，为选择数字游牧民生活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建设，这是偶然的“因祸得福”。中国年轻一代(Z世代)出生于互联网时代，成长于数字智能技术高速发展时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全球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全球数字游牧民新兴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必然的。受访者妖妖这样描述道：“我2016年开始成为自由设计师，当时还没有数字游牧民的概念。2020年左右开始旅居，在网络上看到数字游牧民概念后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属于这样的一个群体。”2020年之后，一批有全球游牧经验的中国数字游牧民(他们也是中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数字游牧民)开始在线下举办一些活动，分享数字游牧经验，比如自由会客厅的“100个不上班的人”系列分享活动，海南nomad house和RW实验室分别举办的共居快闪活动等，在小圈子内引发了第一波“数字游牧民”生活方式实验和传播。2023年以来，“数字游牧民”成为自媒体常用的热词，一方面表明有更多的年轻人对此有兴趣，另一方面意味着具有亚文化属性的生活方式正在吸引各种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进入，而且也反映出数字游牧民正从小众、自发、无序转向逐步类组织化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