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行业的规制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媒体融合进程的首要因素。①有研究者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媒体政策划分为政治一统政策范式(1949-1978)、混合治理政策范式(1978-2013)以及融合治理政策范式(2013-至今)。②媒体融合政策作为中国传媒业过去十年行业政策的关键领域，是作为政策主体的执政党面对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所做出的政策回应，核心目标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的媒体格局下占据主流地位和发挥引领作用。③在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历史语境下，传媒业内嵌于政治权力系统并与之形成稳定闭环，媒体融合倚重政治逻辑意在应对传播技术引发的传媒格局巨变而调适传播秩序，关乎政府如何重建传播领导权和话语权。④基于政治沟通的视角来看，最大程度发挥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中“沟通政府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新价值，打造可沟通政府”，是中国媒体融合演进的核心议题，⑤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⑥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要指示，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政策颁布，就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和部署，是中央高层对传统媒体重建话语权，深入民间舆论场核心地带，参与政治沟通活动并提高社会共识程度的破题之举。⑦因此，2014年又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 在中国式媒体融合演化进程中，政策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资源配置力量角色。⑧新闻政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方略中的“子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总体要求。自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颁布，媒体融合的政策演进已历时近十年，因此，本文以此为政策考察的起点，试图回答十年间的中国媒体融合政策呈现出何种“中国式”特征?在具体研究设计上，本文选取政策设计理论为分析框架。考虑到中央政策具有全局性、统领性的作用，地方政策通常是中央政策的延续，本文主要以历年国家层面媒体融合政策为主要文本材料，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体融合政策演进的整体设计特征和优化路径。 二、文献综述：中国式媒体融合政策考察的知识基础 “以传统媒体为起点”是中国媒体融合研究的最大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式媒体融合实践的行动与愿景。⑨媒体融合的根源是技术变革引发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范式转变。⑩这决定了中国媒体融合是在极其复杂的技术变革、政治经济转型与传媒体制改革中涌现的，政府、传统媒体机构、新媒体公司等多方主体卷入其中。(11)技术、市场、资本和政策成为理解中国媒体融合的主要进路。(12)媒体融合的关键在于传媒制度的现代化，但现有政策保护使传统媒体缺乏与新兴媒体相融合的动力机制。(13)传媒规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促进竞争的产生，以及顺畅地向合作转化，其次才是如何放大基于垄断的积极效应这一西方传媒规制所设定的经济层面的问题。(14)具体而言，既有对媒体融合政策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于以下三种路径：政策历时性梳理、政策工具应用型研究和具体政策文本解读。 首先，在媒体融合政策梳理层面，媒体融合政策研究分为整体性历史梳理和阶段性政策演进反思。基于中国媒介政策发展史演进来看，媒体融合政策密集度高、出台部门多、推动力度大、持续时间久等特点构成了意义深远的传媒改革。(15)媒体融合政策的密集出台，映射出中国媒体融合整体推进未能达到原有预期目标。(16)相关研究者对中国媒体融合三十年演进梳理发现，中国媒体融合历经探索阶段-初级阶段-升级阶段-深度融合四项政策发展阶段。(17)加大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媒体融合，已经普遍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相关部门所采用。(18)但仅依靠财政拨款会导致传媒市场竞争力严重下降，政府需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政策评估机制。(19) 其次，媒体融合政策作为政策工具，是政府开展行业治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该类型研究多基于特定时间段内总体政策开展量化分析。基于2014-2020年国家层面媒体融合政策工具来看，中国媒体融合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政策目标存在“头重脚轻”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而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出失衡向均衡发展的态势。(20)基于2013-2020年间16份国家层面媒体融合政策文本分析来看，“要素资源”维度最高，“传播体系建设”维度最少。(21)对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4-2017年媒体融合发展的10种政策开展分析发现，政策供给面工具占比过高，需求面工具相对弱势，说明地方主管部门对市场面向政策缺乏关注。(22) 再次，对某一具体媒体融合政策予以解读、分析与研判。例如，胡翼青在《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政策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传统媒体应作为平台媒体把关人和融媒体建设从“窄融合”走向“宽融合”的意见；(23)谢新洲等基于中央、省级、县级层面发布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政策，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发展趋势。(24)王维佳认为媒体融合政策需考虑媒体市场化运行带来的政治效果是否为政策制定者所需求的结果。(25)
基于既有媒体融合政策研究路径来看，无论是媒体融合政策演化历程分析，还是政策量化分析取向，抑或传统式政策评判解读取向，均是立足于媒体融合政策与媒体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张力探讨，对媒体融合政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行业政策经验层面的概括与总结，并未将政策研究领域的成熟理论资源纳入分析范式。既有研究依然多数局限于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开展，其本质上仍基于政府-媒体的二元结构视角分析政策演进与媒体融合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数字新闻业背景下，多元行动者网络构成数字新闻业的实践主体，政府、媒体、用户等均是行动者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受到移动互联网融合趋势的影响，传统媒体在传播格局中的“强制性通过点”位置被迫消解，所有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行动者都试图“重新谈判他们在网络中的地位”。(26)基于媒体融合语境来看，政策与多元行动者网络节点的关系纵横交错。因此，对于媒体融合政策的考察需放置在政策理论与数字新闻业新场景的双重坐标下开展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