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互联网在全球广泛扩展以来，由互联网构建的数字空间深度改变了媒介信息传播、商业生产结构、社会日常生活等领域，逐步形成了技术、人、社会与国家之间连接关系的新形态。新形态的形成带来了新的治理领域，数字空间治理现代化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数字空间治理具体内容林林总总，涵盖从技术标准到公共政策多个层面，总归来看，其中心任务是为了应对数字空间带来的负面风险，通过包括技术、政府、企业等多行动者的良性互动循环，构建一个兼具发展活力与社会价值秩序的数字空间。就中国而言，作为世界上唯一建立了与美国匹敌的数字空间生态系统的国家(苗伟山、蒋敏、庞云黠，2022)，无论是数字空间环境的复杂性，抑或治理经验的复杂性均使得中国式数字空间治理成为全球数字空间治理至关重要的地方性知识。 以对数字空间的复杂问题认知为基点，我国数字空间治理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探索之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放性、包容性、系统性的总体方案推动我国数字空间治理渐次摒弃原本孤立讨论片面化、表面化、单一线性治理的状况，转而系统倡导“人的价值”回归，探寻中国现实下数字空间治理背后的复杂现代性价值追求与愿景，即在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强调自身理念演化和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冯平、汪行福等，2013)。通过复杂现代性观念的引导，新时代中国式数字空间治理实践在凝聚和维护数字空间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尊重多样价值追求，在含纳各国数字空间治理一般性特征的同时，兼顾中国国情特色、优势与历史传统，遵循“核心价值逻辑——制度践行规范——生态体系建设”的治理路径，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治理共同体为主要目标，以人为本的科学化、制度化、合作化、国际化的平衡之道。 一、多向度张力：中国数字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复杂历史锚点 数字空间治理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从政治视角出发，党和国家多是以具体解决最关心、最现实的社会问题为目标进行治理体系建构。这种方式深刻塑造了当前数字空间治理的学术议程，即以“治理”为逻辑起点，“目标导向”行为与结构的阐释，多借助对微观现象的分析加深人们的表层认知，难以真正廓清数字空间治理的本质，从而极易陷入认知与实践的错位与失焦。因此，揭示中国式数字空间治理的主题应回归“问题意识”，复返对“数字空间”的关注，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现代化进步(习近平，2007：235)。当下中国数字空间正处于互联网前时代与平台时代的叠加状态中，未完善的前时代结构裹挟着平台时代的崭新问题形成的“发展与公平”“垄断性与公共性”“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竞争”三大张力制约着数字空间的良性发展。如何释放三大张力潜能，促进数字空间现代化程度长足提升，成为当下中国数字空间治理赖以发生的现实动力，也是理解中国式数字空间治理的逻辑端点。 (一)发展与公平的张力 我国所处的历史坐标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目标决定了“发展”是现代化中的核心环节。数字基础设施进步带来的覆盖范围扩展、使用成本降低的数字空间，通过联结普遍群体，推动价值转化、工作机会创造、社会融入强化，促进网络效应驱动，助力现代化发展。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成为经济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新华社，2023)。同时，数字空间的广博边界使得信息流动触及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原本位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重新拉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为现代化发展增添了社会结构的驱动力。 但数字空间积极效应产生的发展与不对称关系交织在一起，公平成为发展背后的重要隐忧。尽管网络效应是普遍、低成本发展利益的主要来源，但这一结构形态可能塑造关键信息节点的强势地位。这一状况既体现在国内大型互联网商业主体无序扩张的事态与社会边缘群体虽被卷入但难以参与的窘境，又体现在国际数字空间场域中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逐渐加深的数字鸿沟。 发展与公平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发展是公平的原动力，为公平分配关系建立提供基础；公平是发展的稳定器，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存在矛盾的。发展所依赖的大量资源势必导致生产力投入不平衡，从而造成发展与公平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从这一关系来看，张力的存在本质上是我国赶超型现代化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冯仕政，2021)，既不是纯粹的发展问题，也不是纯然的公平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协调两种现代化目标，避免顾此失彼的问题。 (二)垄断性与公共性的张力 垄断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则是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张力进入平台时代后的重要表现。作为数字空间生态系统中的集散纽带，平台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是对社会经济的原子化解构与重组，通过对既有活动的网络化切割，而后重新“连接”与“聚合”，降低平台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发挥整合效应(张晨颖，2021)。这一核心价值逻辑的实现建立在对数据的控制及连接关系的构建之上。对强大的数据控制力、信息关系、用户资源的高度需求使得垄断作为打破场域内壁垒、推动场域内各类资源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成为平台自发性发展的底层逻辑与必然结果。为获得垄断权益，互联网平台对数字空间核心资源——数据采取了私有化行为，通过一系列遮蔽合谋、主动博取等措施，海量数据被收集、整合和储存在平台的私有数据库中。平台对数据的私有化使其站在了数字空间生态系统中的顶端，奠定了平台根茎式连接扩张的基础。利益相关方，如较小平台、非政府公共机构等，与顶端平台形成了不对称依赖关系，数据生产、传播与使用受到中心节点制约，并被逐步囊括进平台的垄断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