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化、关系性和物质性：新移动范式与数字时代的传播研究

       DOI 10.26599/GJMS.2023.9330052

       近年来，伴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在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一股“移动性转向”(mobility turn)——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将考察的重点聚焦于物质、人员和信息等在物理空间中的运动，试图理解这些系统性的运动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旅行和消费体验，又是如何造成了不同国家、地区和群体之间交往关系的转变和权力关系的偏移。社会学学者谢勒(Mimi Sheller)和厄里(John Urry)指出，这些研究通过将移动性置于考察的中心，打破了社会科学的静态视角，激发了对于现有的理论传统、方法论、认识论以及本体论的创造性重组，因此他们将这些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所体现出的共同的分析视角称为“新移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Sheller & Urry，2006)。而在这一范式提出后的十多年来，随着数字媒体带来的全新技术背景，越来越多的移动性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在移动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着手考察媒介自身的逻辑是如何渗透并且影响了移动发生的过程(如Bjrner，2016；Laurier et al.，2016；Licoppe，2016)。

       与此同时，传播学研究在各种人、物、信息流动不断加剧并且彼此交织的社会现实面前，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移动化的数字媒体迅速蔓延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传播活动日益场景化，既有的部分传播理论在这样的新型实践面前极大地丧失了自身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具身化的数字媒体“将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实体空间与虚拟世界的双重行动史无前例地交织互嵌在一起”(孙玮，2018)，彻底颠覆了大众媒介时代那种将实体和虚拟分割、对立，并且将后者视为前者的表征与反映的思维方式。面对上述这些剧变和挑战，传播学者们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其中不少研究者在蓬勃发展的移动性研究之中找到了共鸣，他们不仅通过借鉴新移动范式对于多维度的移动(包括人、物、信息、资本等)的关注极大地扩展了“传播”这一概念本身的意涵(Morley，2017)，并且在该范式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考察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对于理解社会空间和文化现象的重要意义(de Souza e Silva & Sheller，2014；卞冬磊，2019)。尽管近年来国内陆陆续续也出现了许多试图将移动性视角引入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如孙玮、褚传弘，2019；袁艳，2021；谢卓潇，2021)，但是对于传播研究来说，新移动范式具体存在哪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启示，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系统地阐释和论述。本研究即试图从传播研究面临的诸多变化和挑战出发，指出新移动范式所倡导的动态的社会分析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一范式能够为更新传播研究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提供哪些新视野和新思路。

       一、数字时代的移动场景与传播研究面临的挑战

       传播与移动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非是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后才产生的。英尼斯早就注意到，书籍、报纸等媒介形式因为便于随身携带，在物理空间中具有较强的移动性(Innis，1950；1951)。香农和韦弗的信息理论也是将信息从生产者到接收者的流动过程作为考察和分析的核心内容(Shannon & Weaver，1949)。近年来文化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更是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体和文化产业研究等领域诸多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Schiller，1969；Mattelart，2000；Tomlinson，2007；Hopper，2007；Crane et al.，2016)。那么，所谓数字媒体时代的“移动”，与上述传播现象中所讨论的移动性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数字媒体的移动化又为社会交往和活动带来了哪些根本性的转变?

       在《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中，梅洛维茨基于戈夫曼对于实体空间中的社会交往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印刷时代，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和行为模式主要是基于特定的物理时空，以面对面的形式展开。而在电子媒介时代，地点和媒介共同为人们构筑了全新的社会交往的舞台。在这一舞台上，人们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以在任意的地点接触到处于其他时空的人，进而展开特定模式的互动和交往实践(Meyrowitz，1986)。如果说梅洛维茨注意到了电子媒介的引入和使用是如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交往场景，那么当下的数字媒体则彻底将梅洛维茨的电子场景从固定的地点之中解脱了出来。想象一个在上海市武康路上漫步的游客吧，她一边和身旁的家人聊天，一边用微信和远方的朋友们分享自己在旅程中拍摄的图像。不难看出，她所处的交往场景不但不同于戈夫曼的地理场景，而且也完全超出了梅洛维茨的电子场景——这是一个移动的、变化的动态场景。借助数字媒体，这位游客不仅脱离了地理位置的限制，能够与远方的好友互动，还实现了同时在地理场景和虚拟场景中展开不同模式的社会交往。正如孙玮(2015)所指出的那样，当下移动数字媒体之“移动”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带着手机在物理空间中的游走，其更深刻的涵义在于，人可以同时处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之中，能够在物理场景、大众媒介场景和数字媒体构成的虚拟场景等多个场景之间来回穿梭，形成多种场景的并置、交叉和融合。换言之，在数字媒体创造的传播场景中，移动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实体空间中位置的变化，它还意味着在虚实交织的多重场景中发生着的即刻的、频繁而不稳定的交往与互动。正是这样一种“双重的移动性”，对当下的传播研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