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防御”脉络中的瑞典传播研究发展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4)01-0106-11

       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4.01.009

       2022年1月，瑞典政府宣布重启2008年就已经关闭的“心理防御机构”，重新以“心理防御”(psychological defence)机制应对外国虚假与恶意信息(misinformation)的传播，以保护当年9月举行的大选不被外部影响(interfere)。

       心理防御是瑞典的国家策略。瑞典在二战时期就成立了“心理防御机构”，作为针对冷战格局进行战时信息传播和管控的重要政府组织。该机构在关闭多年后突然于俄乌冲突开始后重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等欧洲国家政府还表示对学习瑞典经验有极大兴趣。①重启的心理防御机构副主任霍特甚至预测，其他国家也将在未来效仿成立相关防御机构[1]。

       “心理防御”在瑞典传播学研究传统中被理解为与“宣传”相对称的概念，是对抗大众传播心理战的重要策略，对于应对今天的信息战或混合战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2]而事实上，以对抗“宣传”为目的，建设以心理防御为目标的大众传播研究奠定并推动了瑞典传播学的发展。通过对“心理防御”机制对瑞典传播学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本文探索了北欧国家将国家共识融入学术建制的学科发展史与发展脉络。本文期望通过对这一特定区域国别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史的梳理，为国际传播的精准研究贡献有价值的案例。

       一、心理防御：从“宣传”中发展、演变的学术概念

       在北欧的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学术传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对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奠定了其研究格局与知识体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纲领性人物赫伯特·席勒曾在《大众媒介与美帝国》中通过考察美国政府、军队、企业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分析了商业媒介与政府、军队如何结成利益共同体，向全球推广美国的大众传播策略与意识形态。瑞典作为冷战时期与对立意识形态阵营接壤的国家，也不例外地成了这个推广对象的一部分。[3]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在二战结束后和冷战初期，瑞典并没有独立的媒介学或传播学学术研究机构，但是在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中，关于“宣传”的研究传统一直存在。

       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奈斯在其《宣传》一书中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宣传”一直被中立地使用。它甚至可以被用以描述女性、少数群体等对社会不公的游说行为，因而具有公共关系的正面价值。瑞典也曾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中如此使用“宣传”概念。[4]瑞典早期对“宣传”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展开：一是把商业化传播技巧作为“宣传”进行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宣传”一词作为被广泛使用的商业概念，与当时瑞典语中的广告(reklam)常常混用，用来描述人们销售商品和服务，以及传播商业想法的行为。因此，“宣传”也被认为等同于营销(marknadsfring)。[5]

       在瑞典的政治话语体系里，“宣传”作为一种中性的信息传播策略在政治文本中的使用也极为普遍。瑞典学者姚翰·亚布里克等人的研究认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瑞典政治话语体系里“宣传”一词的负面含义才更为明显地覆盖了曾经的中性内涵。他们在对瑞典议会记录进行详细的梳理后指出，二战后瑞典的政治话语中“宣传”还是作为一个去意识形态的词语来使用。在议会的演讲中，只要是为了好的目的，非争议性的议题，都可以使用“宣传”来表示一种技巧。[6]瑞典学者埃琳·加德斯特罗姆也在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瑞典“宣传”概念进行研究后发现，尽管在一战后“宣传”概念被以中立和积极的方式使用的趋势有所下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和瑞典等国家，积极意义上的‘宣传’仍然是可能存在的”[5]。

       可见，作为一种传播技术和技巧的“宣传”在瑞典是早期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问题是关于市场营销技巧和政策推广的传播策略。虽然瑞典等北欧国家的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向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发展，但其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却颇富争议。这一点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时期对“宣传”概念的舍弃，以及心理防御概念的建构上可见一斑。

       二战结束后，瑞典作为欧洲少数几个没有遭受严重战争创伤的国家对非暴力不卷入的“中立”政治选择更为看重。而且20世纪50年代开始，瑞典组建联合政府，推动“人民之家”(Folkhemmet)②即和谐社会国家发展，专注发展国家建设。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瑞典学者称为瑞典社会的“去意识形态”时期。[6]在较为和谐的政治氛围下，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协会、专业机构等都使用了不同的传播手段服务国家共识，推动瑞典国家认同。当然，20世纪50-60年代瑞典的大规模国家建设，也需要稳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共识。[7]罗森巴赫将这一共识概括为一种社会主义、家国情怀和民族主义的融合体。[2]显然，塑造与推动国家认同的需求，要求瑞典传播学研究在国家的政治宣传与传播方面挖掘出去意识形态化的概念体系。

       而瑞典早在二战期间就采用了信息防御体系保护国家认同的重要性。1935年，瑞典成立了“信息委员会”，用以提高关于瑞典政府的信息传播能力。1940年，瑞典成立了国家信息局(Staten Informationsstyrelse)。[8]在这个机构的组织架构中，除了一般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审查部(信息或宣传部)外，还成立有“公民准备部”(The Division on Civic Preparedness)。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是通过在瑞典的城市和乡村建立各种学习组织，传播政府信息，而且从1941年1月开始，它还参与了针对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反攻击工作。[8]可见，建立公民参与的反虚假信息防御系统，这一传统在战时的瑞典就已经形成。而如何概括和概念化这一国家信息传播机制，是瑞典传播学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