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价不一的当代文学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整体性评价，如1986年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评价、1993年以“人文精神失落”为中心展开的评价、2006年顾彬提出“当代文学垃圾论”后引起的评价、2019年在盘点“新中国70年文学状况”时学界展开的评价，等等。这些当代文学评价，在当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有的还产生过轰动效应，推动了社会各界对当代文学的关注。 1986年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评价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首次规模较大的当代文学评价，主要由1986年5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的“新时期文学讨论会”、7月9日至16日在大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历史经验讨论会”、9月7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三次学术会议组成。在这三次会议上，与会者均从不同角度集中、深入地讨论了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成就并展望了它的未来。如在上海会议上，与会者认为新时期十年文学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我国文学的最大一次变革，表现在“文学创作向着多元化、全方位、多层次、辐射式的态势跃动；文学批评向着广阔的理论思维空间拓展；文学观念正处于深刻的开拓和变革之中”[1]。在大连会议上，周介人、吴亮、李劼等与会者认为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一个以青年评论家为骨干的新的文学批评群体”[2]。在北京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十年“是自‘五四’以来最光辉的十年，其成果在数量、质量上都超过以往，在思想上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可以把新时期文学看作是一次在起点与速度上都高于‘五四’的变革”[3]。由这些引述不难看出一些学者对新时期十年文学所获成就的肯定和赞许。但是，除了肯定和赞美，当时还存在一些否定和质疑，如认为新时期十年“始终未能产生可以标志整个时代水平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体系，创作上还存在着盲目追随、一哄而上、缺乏个性的现象”[3]，“数量与质量脱节……许多作品未能达到可以达到的水准……水平线下作品大量存在，遗忘率、淘汰率大而且快……；创作中时有‘一窝蜂’现象”[1]，等等。在这些质疑声中，声门最高的当属北京会议上有人提出的新时期十年文学尚未取得什么成就，它观念陈旧、形式干瘪、想象力贫弱，正面临“巨大危机”。此论调一经抛出，即刻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上海作协理论组、上海《文汇报》文艺部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还专门召开座谈会进一步讨论，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的部分研究者也为此举行了专门讨论会[4]。“面临危机”于是成为人们判定新时期十年文学价值的另一个标识，而社会各界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状况的讨论，也由此进入一个高潮——王蒙1988年特意写了《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予以回应。 2006年顾彬提出“当代文学垃圾论”引起的纷争是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当代文学评价最激烈、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其后续影响一直延展至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发表“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三天后顾彬通过德国之声指出“重庆报纸歪曲我的话”予以更正，但他提出的“垃圾论”已被媒体捕捉并在舆论场进行了放大，以致2007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上，一向温文儒雅的陈平原当面批评顾彬，认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严肃评价给中国作家造成了巨大压力。但也有人如肖鹰，在会议上径直为顾彬辩护，认为陈平原对顾彬的批评属于“大国小民”心态，实不足取。受这次会议及2008-2009年相关机构为盘点新时期文学30年和新中国文学60年的成就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的影响，众多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各路记者、各色网民，相继在各大报纸杂志、社交网络、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展开狂欢式混战，一时热闹非凡，竟催生出当代文学的“唱盛党”与“唱衰派”之别。如“唱盛党”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已涌现一批优秀作家，其作品成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为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最好时期[5-6]；“唱衰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发展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不仅没有形成标高，反而是跌临“谷底”，它回避现实、思想枯竭、灵魂淡薄、语言粗糙、形式低劣、创新不足[7-8]。 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评价还有两次，其运作方式、话语策略与上两次相似，均是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中展开。如在1993年以“人文精神失落”为中心展开的评价中，一些研究者认为近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已造成当代作家想象力全面丧失，作品的人文精神普遍下降，当代文学因此已沦为“旷野上的废墟”；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并未遁失，而是创造性地转化在更大范围的文学中，它活力四射[9]。又如2019年在盘点新中国70年文学状况时，有人认为，70年来当代文学思潮迭兴，贡献出大批精品力作，真正起到了引领风尚、培根铸魂的作用[10]；另一些人则认为当代文学正面临历史上可能更严重的危机，传统文学风光不再，日渐式微[11]。 客观而言，人们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看法实属正常，故研究者对当代文学有如上迥评亦无可厚非。但在这四次评价中，研究者对同一时段当代文学的判断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当有人用溢美之语说它“最好”时，总有人用逆耳之话说它“最差”。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与阅读经验不足、审美判断力欠缺的普通读者不同，这些阅文众多、理论深厚的职业批评家和理论工作者，为何会对同一时段的当代文学做出如此霄壤之判?这些评判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影响?对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又有何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