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本雅明寄喻的显隐结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阴志科,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可感形象与抽象概念之间的显隐关系构成了一条理解本雅明寄喻的参照线。首先,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开篇的《认识批判序言》中,“概念”是一种对物、现象、事件所做的先行判断或者谓述,类似于命名或者审美判断;其次,寄喻的哲学基础是“总体语言”,寄喻首先是语词,暗含着名实同一的创造意味,命名是最原初的活动,寄喻要把隐藏的真理表达为显现的知识;再次,基于“总体语言”观,悲苦剧这一形式本身是表达情感的语词,既是对情感的命名,又净化了情感,悲苦剧在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进行翻译和转化;最后,包括象形文字、寓意画、文字图像、星丛在内的图像是本雅明寄喻的显现形态,声音则是寄喻的隐藏形态,悲伤是人与自然共有的最原初的、普遍的情感,源自意义追求上的无能为力。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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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寄喻的思考源远流长,可感形象与抽象概念之间的显隐关系构成了一条对其进行理解的参照线。本雅明曾指出,“巴洛克的寄喻是神秘的”①,这种神秘与怪诞(Grotesk)相关,类似于某种被隐藏的、谜语一般的东西。在他看来,温克尔曼也持相似观点,后者认为:“书写工具应当让人在所见之外思忖更多,如果画家(也像诗人一样)学会在寄喻之中为他的思考穿上衣裳而不是把它们隐藏起来,那么他就掌握了这一技法。”②对于温克尔曼来说,寄喻既要表达深邃的思考,又要披着一件把思考包裹起来的“衣裳”,这里的“衣裳”不是要去隐藏什么,而是一种显现出来的外观或形态。

       事实上,温克尔曼还有更明确的表达,造型艺术家“需要那种包含着可感人物与形象的作品,这些人物与形象要么来自神话,要么来自古今的优秀诗人,要么来自不同民族的哲学,要么来自古代石刻、钱币和器具等文物,作品通过这些人物与形象对一些普遍概念做出诗性表达”③。显然,温克尔曼这里的普遍概念要借助具体形象来显现自身。巧合的是,维柯也曾提出“诗性寄喻”(poetic allegories)④这一说法,它由人物、事迹、事物构成,是对某些普遍概念的表达,比如,阿喀琉斯作为寄喻意指所有强大男人所共有的勇敢,奥德修斯则意指所有聪明男人所共有的谨慎。故而在温克尔曼和维柯这里,可感形象和抽象概念是一对有待深入考察的范畴。

       《拉奥孔》里还有“寄喻式的形象”(allegorical figures)⑤的说法。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家在处理抽象概念的拟人化问题时和诗人不同,诗人只需说出类似于“节制者”或者“坚定者”之类的抽象概念,并用拟人化的方式描述其所作所为即可,而艺术家为了让这些抽象概念通过可视的形式变得可理解(intelligible),不得不“为这些拟人化的抽象概念添加一些符号(symbols)”⑥,这些符号必须是可视可感的具体形象,比如“节制者”手里的缰绳或“坚定者”手里的柱子,只不过这些符号是被艺术家凭空发明的。不论是在文学还是造型艺术中,文艺女神手里的竖琴或者战神手里的矛都是直观的对象,同时也携带着意义,可以被观众或读者直接把握,但那些在造型艺术中被凭空发明的缰绳和柱子,则必须借助“解释的文字”或者“约定俗成的符号”⑦才能被理解。可以说,造型艺术中的寄喻既要显现,又要隐藏:可被直接辨识的形象(缰绳)是要显现的,而需要被理解和解释的抽象概念(节制者)是被隐藏的。

       杜博在《对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中区分了“自然的符号”与“人为的符号”,认为前者为绘画所常用,其意义来自“大自然本身在外部对象与我们的器官之间特意建立起的关联”⑧,后者则以人类的语词为代表⑨。大体上,“自然的符号”相当于直观的符号,“人为的符号”则相当于约定俗成的符号。此外,杜博还区分了“纯粹寄喻式”绘画和“混合式”绘画。“纯粹寄喻式”绘画因理解上的障碍而难获成功⑩,因为作品中的人物纯粹源自画家与诗人的想象,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杜博更偏好甚至推崇“混合式”绘画,这类作品既有凭空发明的寄喻式人物,又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唯有当后者被观众迅速且直接地辨认出来时,作品的意义才更容易为人所了解(11)。总之,杜博所谓“混合式”绘画同样是抽象概念和直观形象的综合,概念的隐藏(寄喻式人物)与形象的显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只有被辩证统一在“混合式”绘画中才是最打动人的。可以说,无论是温克尔曼、维柯,还是莱辛、杜博,都处于一条“显(直观形象)和隐(抽象概念)”的思想传统之中。我们可以借助该传统重新咀嚼阿多诺对本雅明巴洛克寄喻的解释,“寄喻是概念的感性表达”(12)。本雅明的思考并未远离这一传统,甚至可以说,本雅明的寄喻本身也有一种明确的显隐结构,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展开讨论,以期更好地理解寄喻之内涵。

       一、《认识批判序言》中的“概念”:捕获偶然真理之显现

       若要把握寄喻,就必须重视《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以下简称《悲苦剧》)一书特意设计的论证结构,尤其要重视本雅明花费大量笔墨、言辞晦涩却又置于全书开篇的《认识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这种安排并非仅仅出于和当时学术体制的对抗,更是对读者底层知识的清理。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序言》中的“概念”一词,就难以理解寄喻在全书中的多重含义。

       在《序言》一文中,知识(认识)和真理(理念)相互对立:认识是有意图的,真理却是“由理念构成的一个无意图的存在”(13);知识是“被占有的”,真理是“被瞥见的”,它是一种“存在”,是“自我表达者”(14)。这两种范畴虽然相互对立,却都离不开一个极其关键的中介——概念。在本雅明看来,有的语词或者名称只有作为理念而非概念时才可以拯救现象,它们“作为概念时力所不及之事,作为理念的它们可以担当,通过这些理念所达到的,不是同类的整齐划一,而是极端情况的综合”,比如“巴洛克”或者“文艺复兴”这类词汇便不是概念,而是理念(15)。若把它们当作概念就容易将其实体化,为共相概念强行添加实在性。也就是说,概念是一种把握诸多非匀质现象的“方便之门”,理念却是实在本身,虽然二者可以共享某些语词来进行命名,但不能把语词等同于共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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