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写于1851年，被恩格斯推崇为“一部天才的著作”，“一篇简短的讽刺作品，里面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全部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图画描绘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图画曾是把现实反映得极为真确的”。[1]VI恩格斯用“讽刺作品”和巧妙的“图画”来描述《雾月十八》的文体形式、修辞手段和叙事结构，十分精准。一百多年之后，这部作品变成了欧美左翼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研究和政治符号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以美国为主的英语人文学界里，今天左翼“后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依然占据主流，《雾月十八》恰好是分析和解构主流话语及其背后的现实的经典。当然，马克思对历史的洞察与预言远远超过了1848年欧洲革命时代在法国上演的戏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今世界思想的利器。马克思是这样开篇的：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1 《雾月十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戏剧学的视野。今天在世界上上演的无论是“悲剧”还是“笑剧/闹剧(farce)”，对政治符号学或意识形态感性学(审美aesthetic)的解读、解构和解剖，都很有必要。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思想界形成的左翼“后学”理论，以解构和反思启蒙理性主义现代性为己任，掀起了阵阵波澜。左翼理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激进社会政治运动，最初在广场和街道开展，到70年代退隐入学院象牙塔。历经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孵化蜕变，左翼理论从英语人文学术界越界到现实社会，又一步步去疆域化，重现江湖，在今天欧美社会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新场面”。不过其语言并不新，口号和服装也似曾相识，请出的亡灵并不久远，但借助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文化思想藩篱的松弛、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播散，已然形成了全球影响。在当今的世界，不同国家有其独特的口号，诉求也各不相同，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却极其相似。本文截取英语人文学术界上演的当代戏剧的一些片段，以管窥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动态。这些动态无不与中国密切相连，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角度看，这些西方(英语)的理论四十多年来已与中国当代知识界、学术界融为一体。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思想、文化、知识场域的戏剧，也类似恩格斯在《雾月十八》的序言中所言，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宛如“晴天霹雳”。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与伦比的。”[1]VI我们对本文主题的解读，理应循着马克思的启示，来努力把握当前的活的历史。 一、英语人文学界40年的“量子飞跃”(1980-2020年) 恩格斯认为《雾月十八》“对当前的活的历史”有卓越的理解和透彻的洞察，就是把当前的现实看成活的历史，首先是强调了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和一体性，再者是指出了马克思对法国现实的历史化分析，且有其理论支撑，即马克思的总体的唯物史观，恩格斯称之为“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其实恩格斯讲的是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论化，反之亦然，即马克思对其理论的历史化。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今天，我们对于当代英语人文学界(humanities in English language)动态的理解，也应该遵循历史的理论化和理论的历史化的思路。英语人文学界是当代世界思想和学术的大舞台。人文学界(或学科)基本跟中文的文史哲学科相同，其目的是以历史和文本解读方法，来探究、反思和批判人类存在、宇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自然科学(理科)的目的是发现、探索未知世界，发现新规律；工科的目的是创新，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乃是工程技术的生命线。中国现在把创新作为所有学术研究的目的，显然是工科思维，源自近几十年来有工程背景的技术官员的治理理念。现代社会的学术研究是科技主导的，故而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区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奉自然科学范式为圭臬，试图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并提出解决方案。然而，人类的主动性使按自然科学方法来找寻的社会规律难以确定，所以历史的思考和人文的解读不可或缺。对规律或理论的思考和探究，更离不开历史化的思维。对思想和学术的范式、学科建构的反思和批判从来就是人文学科的要义，晚近更甚。“后学”的元批评(meta-commentary)、元历史(meta-history)揭橥历史事件(史料)和历史叙事(史论)之间犬牙交错、纠缠打斗的权力关系。福柯的知识—权力范式是对马克思“活的历史”的思路的深化，以知识考古和谱系的棱镜拓展了政治戏剧学的视野。 元批评把知识和权力、历史叙事和理论批判的双重关系作为起点。这也正是我们反思与批判西方后学的起点，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英语人文学界近40年来的变迁百转千回，跌宕起伏，堪称量子飞跃(Quantum Leap)。量子飞跃是借用自2022年美国同名科幻电视剧的一个隐喻，是指非规则、非线性的系统突变。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美国(以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学(包括语言学)、历史和哲学的动向，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但空间却跨越了全球。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与英语学界之间的思想学术的穿梭变换，在激进的文化革命与社会运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更加扑朔迷离。“晴天霹雳”式的历史事件贯穿于20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依然动荡，在意识形态“冷战”的大格局下有各种刀光剑影的“热战”(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激进的文化和社会革命事件席卷全球，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掀起新的高潮。我们关注的人文舞台上，后学渐渐登场。或许是出于对社会秩序、反秩序、规矩、反规矩的反复以及对所谓的“历史规律”的缺席的高度敏感，后学元批评标榜反本质论、反形而上学、反启蒙理性主义，贯穿的思想主线恰恰是对任何历史“主线”或“规律”的深刻怀疑和解构。这种解构主义的立场也体现了对各种疆域、界限、区隔等现代社会的机制和理性原则的任意反叛和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