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哲学把阐释上升为人的自我理解与存在方式后，几乎一网打尽了古今中外的一切阐释学问题，以至于我们对传统的言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西学话语域。回到阐释的起源之处，任何阐释都是一种言说，首先是对真理的言说。但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不待言说的真理观，思想家们都相信大道至简、不言自明的道理，恐怕内心里都是反对阐释的，然而一开口便是阐释。其中的原因，正如韩愈所指出的，“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①。可见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中，他们原本也希望拥有足够的权势去见诸行事的，但现实只提供了“说”的位置，只允许他们通过话语建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使命，结果就是将“道”从实践的对象转换为阐释的对象。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基于神意难测的阐释发生说，中国古代阐释起于“无言”与“言说”之间的逻辑悖论，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使命、承担言说职能这一自我意识的产物。从“无言”到“谈辨”再到经典解释学的形成，中国古代阐释的发生密切联系着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处境，最能反映古人看待言说问题的心态、功能及其实现方式，也有利于我们剥开西方阐释学的话语笼罩进而看清民族的传统。 一、无言：真理与语言问题 中国古代对真理自性问题的理解，或得自于朴素的经验观察，或者通过哲学思维能够与西方对话，从来都不缺乏那种自在的、自明的、不待言说的真理观。早在先秦，《论语》就记载：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② 这段话经过历代学者特别是理学家的阐发，大概有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从道的存在方式看，“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③，强调的是道的自在本然性，认为道是无思、无言、无隐的存在，它明明白白地显示在宇宙万物的运演之迹上，并不通过言语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二，从对道的领悟来看，“此一章书是见学贵心悟也”④，或者“圣人是要人就他躬行处体认，莫只于他言语上求”⑤，就是反对把道停留在语言文字的表面作解，主张超越各种道理格式从自家心体之上去把握道的存在，从行动践履之处去体认道的意义。其三，从道的难易程度上看，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原本是不用多费口舌的。程颐说：“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⑥。朱熹也说：“予欲无言，只是不消得说，盖已都撒出来了。”⑦儒家根据人的自然情感来落实普遍伦理的基石，通过“公心”、“公理”建立人与世界之间相通相恕的关系，其实道理本身都是简单的。孔子讲“仁者爱人”的道理、孟子讲“四端”之善固然如此，便是宋明理学极尽思辨之精微，也无非是教人从天赋的那点善根做起。道理都不难，难的是世人“自暴自弃”，甘愿放弃了自己的良知。所以儒家不得已采取了不厌其烦的言说方式，目的不是发明道理，而是把道理讲到人的心坎儿里面去。 “天之无言”也是道家的通论。老、庄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⑨。他们和儒家一样都认为天道本然自在，“无言”即“无心”，非是出于某种主观意志的安排和言说。所不同者，儒家重在启发读书做人的道理，他们从天道的自然而然中看出了最大的“仁”，也即宋儒为天地所立之心；道家则直探道的究竟，从“天之无言”走向了“道不可言说”的自性，并由此开启了“言不尽意”的哲学命题。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⑩、“道不可言，言而非也”(11)，这里谈论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而根源在于对道之全体的领悟。观老、庄之书，里面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2)的过程，讲“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13)的存在，讲“道在蝼蚁”、“在瓦甓”、“在屎溺”(14)的实现方式；也包括老子曰“常”、曰“大”，庄子称“真”、称“至大无外，至小无内”(15)，又统称为“无”、为“虚”等等。归结到一点：道是宇宙万物的始基、发源及其所以然的依据，遍在万物之中，又超越万物之上，乃是普遍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实际上，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道的自性是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即对照经验世界的局限性，反证出一个“无中生有”“兼包万有”的无限世界来。道的实质就是“无”，这不仅是说它无声无臭无言的表现，更是道家通过概括思维所设想的理念世界就是应当如此的。 “无”既是最本真的存在，又是最广泛的无限，就连时间和空间都不能范围它，更何况是人言的表达呢?恐怕道家原本是不屑于讨论语言文字这些小问题的，只不过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不得不郑重地提出来罢了。毕竟任何经验都需要语言文字作为工具来传达，所以《老子》开篇就提醒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6)魏源释老曰：“道固未可以言语显而名迹求者也。……使可拟议而指名，则有一定之义，而非无往不在之真常矣。”(17)就是说，道作为普遍性和无限性，而任何名言总是着迹之物，必然有所分限和指实，所以一切“拟议而指名”的言说都是对道之全体的损害。老子认为道只能在无言之处才能保全它的真常，本来初衷是要效法“圣人行不言之教”(18)的，然后不得已才勉强为世人留下了五千道德言。老子自己也承认“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9)而已，他只是尽可能地描述诸如“大”“远”“逝”“反”等道的存在之迹，并且采取了一种“正言若反”的表述方式。这样，言说道的过程也便是自我消解的过程，都是为了提醒人们不可拘于言语(包括他自己的言语)求得道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