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此地需要你。为什么?因为你是那样奇特。 ——佚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文学书写的范畴界定、形式特征及其广义的人文学内涵的研究，从欧洲聚焦移位，向着包括欧洲但不限于欧洲的不同语种、国别、区域乃至文明传承的多重时空打开。自1890年代以降，全球范围出现的多样“跨界书写”(transboundary-writings)，作为对“分裂的一统”(unity of disunity)①这一欧洲起源现代性悖论的体现和叩问、对“如何相联”(how to connect)这一祈愿的践行和想象，成为日益重要的认知之域；中国维度在此多重时空中逐渐呈现。本文通过选取分析自1890年代以降部分跨中外、跨学科的书写文本，包括一般被狭义理解的与“翻译”论题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文献材料，意在勾勒一群跨语种著述者的“跨界书写”，把握其中的特殊脉动、构成特征和现代的跨文化属性，②以指向一种笔者称为“互为的转写”(mutual trans-writings)过程，及其作为人类不同文化和文明由互鉴而更新的现代路径，还有待认知的、世界史尺度上的意义可能。 跨越现代区隔的“(不)相联性” 此处使用的“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理念，是自二战以来人文学界对跨文化现象持续研讨的组成部分，③其前提是一种现代构想和建构，即近代以来所称谓的“民族文化”。这样的“民族文化”由既定族类的“民族语言”所承载，两者均为“民族国家”的构成。“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世界的组织形成于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欧洲观念化、法典化，其内涵在随后数世纪的嬗变中推行至全球。此处所用“文化”一词的含义因此是指近代以来欧洲式民族国家所界定的民族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学书写与智性传统、文化典宗与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其中包括被如此界定本质化了的“母语”载体(the mother tongue)与他者“外语”(foreign tongues)的二元关系。④在反思这一欧洲式“国族—语言—文化”连续体二元建构的研讨语境中，“跨文化性”的主要驱动是超越被此连续体二元结构所规定的现代族裔中心逻辑(ethnocentrism)及其一整套欧洲式理念意象、机制表述和社会效能，比如“文化本质主义、族裔既定性、社会同质性”等观念和现象，⑤并由此指向地球上生活世界里不同文化的多面动能及其互通可能即联结性。⑥具体而言，“跨文化性”是指现代社会个体或群体超越本质化“族类母语”及其“他者外语”的二元对立预设，从而使得不同语言文化之间边界林立的状态流动化，进入和打开不可为“国族—语言—文化”连续体区隔或化约、包括两种或更多种现代语言文化积极相遇的时空可能。笔者的关注点，是“跨文化”作为一种践行过程何以成就对此过程的自觉，不仅是对其中制约性条件的意识，更是对其中蕴含的生成性力量的自觉，进而使得其中事实的创新或可能的变革获得可认知理解性暨合理性(intelligibility)，而成为在“分裂的一统”中穿过分裂抵达联结的人类行为的见证和想象能力的指引。⑦福斯特因其对这种跨越二元及其边界构成的文学书写而受瞩目，但如果福斯特确有对此过程的意识，这意识趋向激发一种近似于剧烈痛苦的临界点，正如其小说中的诸种跨界“联结”导致的是诸种困境。在他的叙述中，被区隔分裂的诸种人类特殊性既唤醒也制止、既激起亦毁灭跨越区隔以求相联的人性驱动。所谓“天使畏惧处，愚人敢闯入”，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这句诗被福斯特节录并用作其1905年创作的以意大利为场景底蕴的小说书名《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在这一小说以及他后期主要作品如创作于1913-1914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更大规模的跨越或隐或显边界区隔的相联尝试，不仅归于流产更是引发灾难。在其1910年写作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被示意带有德国血统的人物成为偏离规定轨道而“跨越边界”的承载者，福斯特借这其中一个角色道出了“唯有相联”(only connect)的祈愿箴言；而后通过整部小说的时空篇幅，将“霍华德庄园”这一英国意象化为人类“相联”的体现，同时揭示了成就这“相联”的惨重生命代价。⑧ 自约19世纪90年代末直到20世纪，在另一个与之深刻相异但又内在相联的语境中，中国著述家们也作出了一系列跨越边界，将不同文字不同世界、中国与其以外的现代时空——尤其是现代欧洲——相联的尝试。作为改革者的严复被认为是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先行者之一。他于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⑨是赫胥黎1893年5月在牛津大学谢尔顿剧院发表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⑩的中译本。与翻译段落共存的，是严复在书中对英文原文所做增写、更改和近乎编者按的评论。(11)正如时论者所说，《天演论》是一部由“创制”——即“创新书写机制”(12)——而成的作品。这样一种特殊的书写形式，作为意义生成的模式，记载的是一次与“(不)相联性”现代母题的相遇，其丰富复杂的含义在今天仍与我们相关；(13)严复在其中注入和阐发己见，将中国古代“天人之辩”和现代赫胥黎与斯宾塞论争核心的“宇宙进程”和“人类进程”问题相联，(14)并由此在三方构成的思想资源交汇交锋中，延展关于“超越(不同)文化界域的人类一统性”的想象思辨，成为这一关于如何建造现代世界及其可理解性暨合理性的论争事件中，事实上跨文化界域的第三方对话人。(15)晚年严复对这个被世界上诸种暴力拒绝的“一统”的失望失语，和另一个时空中福斯特笔下坠落的“愚人”(fools)所产生的某种苦痛呼应，可以说是对伯曼所称“分裂的一统”状态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症候或前期版本，一个内在于特定的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难题。这向我们示意，“相联”的祈愿或驱动在过去和现在始终被历史性条件所深刻镂刻和制约。这些条件包括一些学者所称的“英语的崛起”，即 “英语”作为一种生产观念构成的现代机制、一种思想文化运营体系的“崛起”并抵达世界范围内主导高地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18世纪中期、经过漫长的19世纪并延续至20世纪，与多种形态的殖民实践、帝国历史、及其话语效能密不可分。(16)福斯特和严复以其有先后又交叉的时间存在、深刻不同但又内在相关的思辨方式卷入了这样一场“崛起”所裹挟的湍流之中。尽管福斯特使用的是与生俱来的英语，他的书写则深陷无可名状的变异张力：其自幼栖居的母语，与这一“母语”被“崛起”推进而远离“本土”、抵达一种世界范围的制高点乃至趋向无可解可辨性的“无限”之境——即帝国构成之间，是无从把握的巨大距离、无以逾越的重重鸿沟，及其在福斯特书写高峰期显形的危机性。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语言”不断制造异域变种，比如福斯特——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话说——“有幸”能够“像学外语那样学习”的“印度英语”。(17)包括福斯特在内的现代主义式书写是这一无可名状、无从把握、无以逾越之距离、鸿沟乃至内在危机的表征。(18)起于1890年代而筚路蓝缕数十年的严复，则跨越福斯特试图把握但常落陷阱的帝国时空，进入了帝国英文发轫的核心区域。严复使用“翻译”来命名这一巨大跨越并为此进行一系列阐释，以为此书写行为打开获得现代人文学生产领域的具体空间，同时则记录了其有待认知、具有普遍意义的复杂创制：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另一种语系、界定和区分人类语言语系并构成其属性秩序的语源学现代认知体系，及其在世界范围内横跨复数语境的辐射性机制，而他的文本选择以肇始于17世纪中期并历史性地行将终结的桐城古文写就。(19)就本文主旨即“跨界书写”而言，严复和福斯特的跨界之举和书写处境相互差异显著，但以不同方式而又从根本上或裹挟或冲击着两者的仍然是一个现代时空中如何“相联”的问题：正是在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及1894年甲午战争的全局灾难和劫后险境中，严复对于一位英国人牛津演讲所做的创制之笔，如惊雷般出现在中文世界里。《天演论》指向了一个具象为“帝国”的机制运作、作为“宇宙科学之规律”的“力本论(logic of dynamism)”逻辑被快速和持续强化的世界，并由此提出了中国漫长而动荡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延续迄今的问题：如何成为现代?如何作为现代?以及一个由“力本论”逻辑——这逻辑使得人类充满差异的语言、思维、社会政治、价值哲学的生活世界被卷入二元性冲突性或就是灾难性的联系之中——为主导的一统世界意味着什么?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浩劫后果中，即在本雅明所说的“历史连续体”深渊中，这个问题以同样的迫切性，在中国和中国以外连接着的国家区域大陆洲际重复出现、不断变奏，以其包括上文所述福斯特和严复在内的笔者称为世界性跨界书写的症候版本，指向与这一“力本论”逻辑及其机制的全球扩张，辗转相对、探寻认知、斡旋书写的人类和人文学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