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第一大特性便是“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① 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世界视野和历史高度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与生命力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那么，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是如何呈现这种连续性的?我们还能不能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价值呢?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迄今还有没有旺盛的生命力呢? 文明是因人类文化积累而呈现的显在形态，即我们能够看到的样态。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呈现的观念形态，是在不断实践和创造中支撑文明前行的动力。文明是人们回头看时已然的样态，是文化作用的结果；文化是不断行进的样态，是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样态。文化的行进支持着文明的延续。中国文化是孕育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母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国文化不断实践、不断创造的持续内在支撑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从孕育到演化再到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文化机制。我们从这种机制中可以看出因文化实践和创造的持续支撑而呈现的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化的实践与创造集中体现在通过对人的教育而达致“和”的境界的追求上，这种追求体现在推动文明前行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亦然。 针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我们可以从《尚书》讲起。中国最早论述艺术的典籍出自《尚书》，《尚书·舜典》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②《尚书·舜典》是在教育意义上讨论乐舞问题的，目的是要用乐舞教育青年人养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平和性格。那么，乐舞为何能发挥这种作用呢?恰是因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就说明诗、歌、乐、舞可以让人的心志获得抒发的机遇。心志得以抒发，人才能获得“和”的心境。而“和”的心境又恰是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之于个体的人的核心价值。诗的言志功能在《毛诗序》中进一步展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③《毛诗序》把人的情志与言、叹、歌、舞等行为结合起来，认为人的言、叹、歌、舞是人的情志的表现方式。《毛诗序》进而把情志的表达与世之治乱结合起来思考，认为诗歌、音乐等艺术可以反映出天下的兴亡治乱，最终指出先王把诗歌、音乐作为敦厚人伦、美化风俗的缘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早期论述中，就已把艺术与人的情志间的关系、艺术与人的和的心境间的关系、艺术与天下兴亡治乱间的关系作为核心命题来考量。 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对于人的“和”的心境的培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对“和”的追求相适应。这种培育首先是从“人”讲起的，最先涉及人的品格，即人格问题，从而把人格之“和”与社会理想之“和”对接起来。这个特点我们从儒家典籍《礼记》中即可看出。《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④这段话把一个人从“格物”到“平天下”的八个环节讲得很清楚，“物格”方可“知至”，“知至”方可“意诚”，“意诚”方可“心正”，“心正”方可“身修”。从“物格”到“身修”是个人人格的完善，但个人人格的完善并未停留于人格完善本身，其目的是要“家齐”，进而“国治”，最终达到“天下平”的理想。人们对“天下平”有诸多理解，但无论何种理解，都未脱离在个体人的和的心境基础上升华到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际和睦、社会和谐的核心思想。所以，我们从这八个环节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以个人人格的完善最终达到“天下平”的理想实现的可贵之处。这种思想落实到艺术上，我们可以从《礼记·乐记》中看出，《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⑤音乐不仅体现在个体人格之和，也体现在天地之和——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之和上，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乐记》所传达出的“和”的基本信息。而从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整体脉络而言，《乐记》针对音乐所体现的基本信息也对其他艺术门类发挥了巨大影响。 “诗言志”可以说是针对个体的人格教育来立意的。这种立意源自对个体人格的“和”的心境的实现。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是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角度而言的。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论语·阳货》)，则是从诗的功能上而言的。孔子利用这种说法把“诗言志”具体到个体的人的情志表达及其面对社会时的主体功能和融入功能上。主体功能体现在个人情感的表达(言)、个人兴致的生发(兴)、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姿态和批评姿态(怨)，融入功能体现在个人与他人处理关系时的基本状态(群)。这两大功能也体现出文艺的基本功能。可见，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不仅在对人的主体性的建构上是自觉的，而且在人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上也是自觉的。这种自觉建构的姿态决定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既不脱离人，又未脱离社会的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