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大敌面前，国民政府及东北执政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兵力并不占优势的关东军轻而易举侵占东北，随即炮制出伪满洲国，中国东北从此沦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暴政之下。然而，东北广大爱国军民并没有屈从日本的侵略和压迫，一场以抗日复土、反对割裂中国为目标，以留在东北境内的部分东北军为主体，包括警察、地方保安部队、爱国士绅、知识分子、工农民众及部分绿林义士参与的抗日反满武装斗争迅速在东北大地揭竿而起，有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锋芒，也以实际行动唤起东北及关内民众的响应和支持。从20世纪30年代起，国内媒体、出版界及自由撰稿人纷纷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东北抗战，推出一批反映东北抗战的报道、人物专访和著作等。①这些著述不仅弘扬了东北军民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抗战精神，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东北抗战初期的中日格局、各抗日武装概况和主要战绩。然而，由于战时交通不便等因素，上述著述的资料大多来自各抗日武装或地方媒体报道，极少有作者亲临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故其中难免有失真之处。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党史研究机关、中共东北三省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东北三省学界联合开展东北抗日联军史的编写，到90年代初推出一大批反映东北抗战的著作。②上述成果的主要资料，一是来自20世纪30年代媒体、出版机构、社会团体和自由撰稿人等撰写的相关著述；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各地党史征集委员会组织人员收集、记录、整理的口述史料；三是日伪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匪警情报”，以及日伪军政当局、满铁编写的宣传品、内部资料及部分图书资料；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集整理并出版发行的文史资料；五是田野调查资料，包括对幸存老战士、亲历亲闻者，以及部分义勇军、抗联官兵后代的口述访谈；六是人文社会科学机构编辑发行的有关抗战史的资料丛书。尽管史料来源比较宽泛，但碍于当时中日档案管理办法、解密规定、跨国查询等因素制约，学者们难以收集和利用日本档案资料，尤其东北抗战主要战绩方面，大多依据中文史料落笔，难免有舛误、失当或夸大之处。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战史战记、调查报告、作战日志，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军方编纂的部分图书，以及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相应的中文史料，进行比对互证，对东北抗战初期几则重大战例进行详细考证，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一、北大营及宽城子、南岭战斗 九一八事变当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驻军除第二师团(下辖两个旅团)外，还有驻扎在满铁沿线的6支独立守备大队(每个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再加上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军飞行队、宪兵队、卫生通讯等其他附属部队，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驻军约有1.5万人。③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一个小队的日军遵照关东军指令，在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埋设并引爆炸药，嫁祸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随着柳条湖爆炸声响，埋伏在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立即发起攻势。是时，北大营内唯有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岗执勤，旅长王以哲及两名团长不在营中，第六二○团团长王铁汉闻讯后急忙打马赶回营房，却不得要领。当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分别从北大营的东南角和西北角袭来之时，在营中执勤的赵镇藩参谋长不敢怠慢，紧急报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应对之策。荣臻传达张学良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④赵镇藩只得照本宣科，命令官兵不许抵抗。 如此一来，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据日文资料记载：“第三中队业已以主力开始向北大营西北角攻击，逐步排除坚守兵营之敌，占领附近兵营一部……大队主力首先把东部兵营及兵营东侧的东北无线电总台之敌赶走。另一部把北部兵营之敌赶走。”⑤上述资料两次使用“赶走”字样，可以想象当时的“战斗”多么异常，简直匪夷所思。 另据第六二○团团长王铁汉回忆，我团“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我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上午5时”。⑥尽管北大营并非像有些著述所说的那样“一枪未放”，但从王铁汉自述可以看出，即便“抵抗”也是在“准备撤退”时的突围还击。不能不遗憾地说，拥有7000精锐的东北军第七旅面对日军区区一个大队，却不得不弃营出走，三四百名官兵屈辱丧生。⑦恰如石岛纪之评论的那样，“仅有10400人的关东军，在短时间能够迅速占领东北南部的主要地区，正是不抵抗主义的结果”。⑧ 9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驻扎长春附近的日军第三旅团向长春进击。⑨第三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倍立即抽调第四联队第二大队和公主岭独立守备大队总计1000余人向长春进犯。⑩是时，驻扎长春南岭的吉林军计有一个步兵团(第六七二团)和一个独立炮兵团(第十团)，另在二道沟宽城子驻有中东铁路护路军第六六三团第二营，长春城内驻有一个营，总兵力大约六七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