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4)01-0104-18 1924年，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创建之始，制度规划上，由党负责决策，以党代表制为核心，以政治部制为主体，以特别党部制为补充。①但自党代表制推行初期，党代表就受军事长官之掣肘；政工机构和特别党部也多由军事长官自设。②尽管如此，“清党”③前，在提倡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路线原则下，④政治工作虽有若干问题，但其成绩也有目共睹。在很多人的眼里，政治工作成为革命军的独有标志：“革命军和军阀，所以划如鸿沟，就是因为有政治训练的是革命军，无政治训练的即是军阀。”⑤党代表制因“清党”而瘫痪后，南京国民政府既要秉承孙中山党治的遗训，又面临着继续北伐的重任。政治部制自引入之始，就从属于军事长官。“清党”后继续实施政治工作，一合孙中山的遗训，二可服务于北伐，三能为军事长官打击政敌、规训官兵，提供正大光明的理由，政治部制仍有可以利用的价值。“清党”本被国民党称为“护党救国运动”⑥，国民党原计划通过“清党”，既与共产党进行切割，又在多方面改弦更张、强化统治。但国民党并未完全如愿以偿，在“因清党而党失威权”⑦的背景下，政治工作的三大主要事项，思想工作、宣传工作、组织工作，⑧尽管少了些意识形态的多重纷扰，不同时段也有某些合乎时局的成绩，但其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多年以后，蒋介石对“清党”后政治工作的诸多缺陷做了深刻的总结与反省。⑨学界为数不多的对“清党”后政治工作的研讨，篇幅单薄，力度不够。⑩本文聚焦国民党政权“清党”后至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这段时间政治工作的演变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政治工作的蜕变对国民党政权未来命运的多重影响。 一、思想工作空洞无力 用党的理论武装官兵的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事项之一。(11)中央理论建设疲软，造成思想工作缺失理论根据。国民党与政治工作脱节，更使思想工作流于形式。为加强管控，蒋介石要求部属做“不要卷入政治”的“模范军人”。(12)有的军官“衷心赞同”“模范军人”，有的军官“随长官们的意思办”(13)，这样的“模范军人”，表面缓和了官兵的思想问题，实则使“清党”后政治工作的存在价值大打折扣，成为思想工作虚空的又一症结所在。 (一)中央理论建设疲软 坚定的思想理论信仰，是政治工作发挥威力的重要保障。可惜，国民党的理论建设即使经过改组与“清党”，依然起色不大。理论建设的这一弊病，甚至被党内为数不多的理论家看做“本党过去根本的缺陷”。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戴季陶1928年反思国民党人的思想信仰危机时，就曾指出“因为本党的同志不能努力建设本党的理论”，以致“一部分的人跟着共产党瞎喊瞎叫……自己已缺乏对于三民主义的知识，失却对于总理的信仰。”(14)戴虽然没有从党的组织性入手，深层次揭露理论建设缺陷的根由，却描述和反省了国民党人思想浅薄、信仰游移的现象与原因，更在无意识中说出了“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流于形式的要因之一。 黄埔军校首届毕业生、一直负责军校或军队政治工作的邓文仪，如此反思北伐捷报声中的思想信仰危机：“由于数年来革命的进展太快，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危险，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同志都为现实所蒙蔽，被胜利所欺骗……忘却了革命的大前提……失却了三民主义的理论根据……国民党的中央既未领导过大多数党员作理论研究的工夫，而大多数党员也就因为不知研究理论的方法，根本忘却了理论”。(15) 是不是只有邓文仪认为国民党人忘却了理论，丢掉了三民主义呢？显然不是。对于因国民党中央理论建设缺位而造成的恶果，陈诚的反思更尖锐、更大胆：“不过三民主义促成了北伐的成功，而北伐的成功却带来了三民主义的没落，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一大讽刺。”“我政府统治大陆二十多年……谁想二十年后这新建的中国，却只能苟延残喘在这为其友邦代为光复的蕞尔小岛上……我们今日落到这般地步，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自作自受。今后如仍不能引咎自赎……事实上我们将无所逃于三民主义的骗子的罪名。”(16)陈诚用“主义的没落”“自作自受”“主义的骗子”等词句，对“清党”和北伐后国民党中央理论建设、理论指导实践的虚空，做了恨铁不成钢的宣泄式的自骂与检讨。 第7军党代表黄绍竑的反思也是直截了当、直指问题：“那时候的党务，自以宣传与组织两项工作为首要。宣传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义为依据，但是在当时真正了解三民主义的，是没有几个人。中央党部对于主义的宣传，亦没有系统的指示……使得我们实有无所适从之概。”(17)“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三民主义”，以致让黄绍竑这个党代表都感觉“无所适从”。这样的中央党部，统一不了国民党人的思想信仰，让人莫衷一是、不知所措。 戴季陶没有把造成官兵思想信仰危机的板子，直接打在国民党中央的身上，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批评留了余地。陈诚、邓文仪、黄绍竑则直言不讳，把官兵理论匮乏、思想“危险”、信仰虚空、“主义的没落”的源头，直接指向“中央党部”“国民党的中央”“我政府”。这些反省说明，国民党既没有理论建设上的权威，也没有组织、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威。戴、邓、黄三人，前两位对蒋嫡系部队的政治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力，后一个是有着“钢军”美誉的第7军党的负责人，而陈诚则是蒋信任的军事长官。他们或隐晦暗示，或直接指明，信仰危机的根源在于党，在于党权的虚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党权的虚空又是“清党”后政治工作虚空的根由。只是，相比于中央理论建设的疲软而言，国民党与政治工作的脱节，对军队思想工作的影响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