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1920年夏，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百年岁月，波澜壮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与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站在新时代，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轨迹，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总结其历史经验、汲取其现实启示，而且有助于推进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三十年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重要准备。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武装革命为主要形式和基本特征，走过了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第一个三十年，在理论上产生了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成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取得这一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一)酝酿与起步：新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开创 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明确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二大，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帮助下及自己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标志党已经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党的三大确定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运动中有了比较充分的表现，革命联合阵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矛盾也日益显露。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到共产党人的面前。党的一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动力问题、领导力量、主要斗争形式等问题的探讨，初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领导这个革命达到胜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是行不通的；这个革命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①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所产生的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党在这时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指导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抵制，特别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党在反革命的进攻下遭到惨重失败。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遭受的第一次挫折。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八七”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党相继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其他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中的大多数失败了，但共产党人围绕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所进行的艰辛探索，不仅集中反映了广大工农群众追求解放的迫切要求，而且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的起点”。②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这就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六大之后的几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贯彻六大路线精神，并注意克服其在工作重心、革命长期性等问题上的缺点，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要求，通过率先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接着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最终形成以中央苏区为中枢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重大进步，充分体现了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独立思考。针对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仍然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道路，以及红军和根据地内一些人产生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集中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怎样坚持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前者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区域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后者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以农村为革命重心，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民主建政原则和红军反“围剿”战术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启。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农村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概念，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以及“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等重要观点。③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对党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实现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起到重大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