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化境说”自提出60年来，一直被奉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和（或）标准，引发了持续不断的阐释、申发、评价和运用，产出了系列研究成果，但存在“十多十少”的失衡现象①。这种失衡聚焦于以下“三不”：第一，时空定界不清，对“化境说”是中国本土的还是西方外来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第二，功能定位不准，对“化境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还是最高理想，存在较多分歧；第三，范畴定类不当，“化境说”属于翻译观（念）、思想或理论的讨论尚未达成一致。鉴于此，本文采取文本细读、以钱解钱、比较对照、矛盾相攻的方法，试图还原钱锺书提出“化境说”的历史场域，阐释其论著中的相关表述，澄清认识误区，弥合已有分歧，继承和发扬钱氏翻译思想，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现当代诠释。 一、“化境说”时空定界：本土还是外来？传统还是现代？ 对“化境说”的时空定界，主要是要辨明它在中国译论发展史中的来源和位置：是中国本土还是西方外来，还是以本土为主、外来为辅？是传统还是现代，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甄别某种翻译学说或理论是否属于中国传统，可先从总体上采取时空划定：考虑它与古代、近代、现代等时间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在地缘意义上的国别和区域位置，但不以绝对的时空概念作为判断依据；然后综合考察“其在学缘上是否与国学传统存在因承性，以及在学理上是否与国学思想保持内在一致性”②。 （一）“化境说”空间定界：中国本土还是西方外来 “化境说”是中国本土翻译思想，不仅因为在概念上，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特指“中外学者在中国大陆用中文发表的讨论翻译的文章或著作”③，而且因为在实践中，其文字表述、思想源泉、评析对象、话语方式、文化特质等都“很中国”，涉及训诂学、翻译学、修辞学、对比语言学、文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化境说”不完全是，或者说不纯粹是中国译论，因为它夹杂西方话语的成分，打上了西方译论的烙印，论及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还多少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中的分析对象、阐述内容、借用概念、引用例子等都是典型的以西释中、化西为中。他在文章开篇解释“化境”时，就引用了英国17世纪政治家乔治·萨维尔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并在尾注中提到19世纪德国希腊学大家维拉莫维茨也使用过类似比喻。另一方面，“化境说”的深远影响不限于中国大陆，也扩展到中国港澳台地区，还传播到欧美世界，这表明其思想遗产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全世界。在《七缀集》收录的七篇文章中，《林纾的翻译》是英语世界译介最早（1975年）和最多（10余个译本）、研究也最多的一篇，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林纾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文学史的研究文献较多提及这篇文章和“化境说”。 综上可知，“化境说”是钱氏立足中国本土和本来的文化传统，吸收外来多学科多语种的文献资源，而提出的戛戛独造的翻译学说，既继承了“中学”传统，又发挥了“西学”优长，还体现了钱氏独特的学术风格。 （二）“化境说”时间界定：传统还是现代 对“化境说”的时间界定，应该是很明确的——属于传统而非现代，但有人依据“现代”“当代”的时间概念，将其归属为中国当代翻译学说或理论。近年不断有人用西方的现当代译论与之进行比较、阐释甚至附会，希望从中找出西方的镜像、现代的因子，更有人断言它是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背离或反叛，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断裂，具有西方现代译论的解构性、现代性和超前性。对此，我们需要进行客观、历时和辩证的分析。 1.“化境说”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总体赓续和部分超越 刘靖之④、罗新璋⑤认为“化境说”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最高发展阶段。这一观点得到译学界的普遍响应，但他们大多只下结论而未作分析。有人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的阶段划分，将“化境说”归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如：臧仲伦认为“神似说”和“化境论”是当代中国翻译思想或理论⑥；郑海凌将“化境说”与“神似说”“多元互补说”“优势竞赛论”一起归中国当代翻译学说⑦；马祖毅等将“化境说”与“形似、意似、神似”等一起视为国内现当代翻译理论⑧；陈福康完全按照时间划分，将“钱锺书的译学贡献”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中加以评述⑨。王宏印指出传统和现代的划分标准是看“译论本身的理论兴趣、理论问题、理论方法、理论形态在本质上是属于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并总结出中国传统译论具有的五点人文精神⑩。他采取时间概念加理论属性的分类，认为“化境说”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传统译论，时间上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当代部分，理论上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直觉阶段(11)，但他没有具体分析“化境说”是否以及如何符合这五点。 对照王宏印提出的五点，细读钱氏“化境说”的相关表述及其对林译现象的分析，可以证明“化境说”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第一，“化境说”坚持的传统忠信观、揭示的翻译作为一门艺业的特点显示，它符合“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从业为本的主体性意识”。钱氏特别强调译者需要“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指出研究文学作品可以“不求甚解”，但翻译中“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12)，这就涉及翻译伦理的问题。第二，钱氏对“媒”“诱”“化”“讹”的分析以及跨越30多年阅读林纾翻译之后的反思都表明，他强调的译作功能，即“发挥居间作用”和“缔结姻缘”，反映了“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群体本位思想”。第三，钱氏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关系阐述以及他对林译作品的评析，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而不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第四，林纾翻译皆为文学作品的事实，以及钱氏“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的论断，都表明“化境说”涉及的理论话题、分析的文本对象“在材料内容、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科学性”。第五，“化境说”提出的时代背景、文字表述来源和理论渊源、“化”“讹”之间的辩证关系、“失本成译”的观念等，都证明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