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所重新开启的中西之间的“西学东渐”，几乎同时也拉开了晚清历史上声势浩大、时间长久、影响广泛的翻译实践的序幕。翻译与“西学东渐”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关系，从第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时期开始，几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在这一种关系形态及相关翻译活动中，由来华西人与他们的本土中文助手之间通力合作所形成的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亦成为此间最为引人瞩目的一种翻译模式。这种翻译模式不仅广泛存在于由来华传教士所主导的翻译实践中，在由晚清官方所主导的翻译活动中，这种翻译模式亦甚为常见。除此之外，甚至王韬以及林纾等人，亦曾借鉴或采用过这种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所不同的是，在王韬、林纾所主持的翻译实践中，口译者和笔述者都是本土文士，其中的口译者是接受过西语和西学教育的本土最早一批留学生或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而笔述者则为王韬和林纾本人。 在19世纪这种最为典型的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来华西人与他们的本土中文助手之间的关系——双方的身份关系、工作关系以及署名关系——不仅成为考察并评价这种翻译模式之属性的重要切入点，也是考察此间中西跨语际、跨文化交流对话方式与方法的重要切入点。 一、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译室政治 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本身，决定了这种翻译需要的场地足以保证口译者和笔述者能够“共处一室”来开展翻译。而且这种翻译模式对翻译处所和场地的要求，应该不能简单地与一人独立完成的翻译活动之场地完全一样。 其原因不难理解。在口译—笔述式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口译者和笔述者，大多数时候皆为中外双方人员，简言之就是以来华传教士与他们的本土中文助手为主。①而这一翻译场地，亦就需要同时满足或能够提供上述两种不同生活习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在翻译过程中的生活保障或后勤供应，故需要对翻译场地或处所的“文化环境”或“文化氛围”有所考量。 如果单从时间上来看，从马礼逊来华开启新一轮“西学东渐”之始，由来华传教士们主持开办的一些宣教站，譬如最初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从马六甲迁至香港的英华书院、上海的墨海书馆等地，基本上都逐渐形成了集宣教布道、西学翻译与教育、西学出版与传播于一体的基地或中心。这些基地或中心因为宣扬与传播的需要，亦将西方近代传媒理念、报纸和期刊以及出版方式及技术引进到中国，进一步推动了晚清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接触与联系。 上述基地或中心，亦随之成了“西教”和“西学”的翻译中心。马六甲时期的英华书院，先后有马礼逊、米怜以及理雅各所主导的翻译团队及翻译活动，形成了19世纪上半期与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密切相关的具体实践。如果对上述翻译活动进一步展开考察，会发现马礼逊、米怜他们与本土中文助手之间就相关翻译活动所留存的历史文献甚为稀少。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一翻译模式中的口译者与笔述者双方对于对方的认知及评价。 具体而言，马礼逊以降的“西学东渐”或相关翻译，从地理空间来看，是从海外—南洋地区—华人社群，逐渐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扩展渗透的。而他们早期都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就是难以与中国本土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士广泛接触。其中原因，既有语言文化方面的，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中西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马礼逊所能够请到的中文教师以及协助他翻译的本土中文助手，可供选择的对象其实极为有限。这一情况并不仅限于马礼逊，在早期来华传教士团体中，类似状况亦甚为普遍。亦正是与此有关，在早期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来华传教士的身份、地位以及权力，共同参与到这种翻译模式的结构形态的塑造之中，并在19世纪上半期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成为主导这种翻译模式的基本权力意志与影响力量。 但这种翻译模式的权力运作方式，或者结构形态中的相关要素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非孤立静止或者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来华传教士的中文素养与翻译能力，与他们所雇佣的本土笔述者对于西学、西教以及西方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都会随着口译者与笔述者之间的不断接触交流而发生改变，历史地看，在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中西译者，双方基本上会选择相向而行。 这一点比较明显地体现在香港英华书院时期的理雅各的翻译上，同样也体现在上海墨海书馆早期的《圣经》及西学翻译上。 在理雅各早期的《圣经》等宗教文献中译以及西学中译实践中，何进善协助理雅各完成了《马太注释》《马可注释》《十诫注释》等。对于自己与理雅各之间的这种翻译合作关系，何进善有一段文字描述： 余少时得遇理先生，与习《圣经》，于兹十有四年。亦尝检视西贤数家注释，故略知其意义。因见圣书初入中国，皆由外邦文字译出，其中文义典故，故间有难明之处，遂而不揣固陋，强将新约全书略加注释。明知才疏学浅，不堪著述，徒为贻笑方家。然因事切于时，分难推却，故竭尽驽骀之力，或与初学不无小补，庶几可谢僭越之罪耳！知我者，其谅之。伏乞上帝，鉴余微忱，遂余私愿，使此浅陋之词，有俾于世，是所厚幸。至于《圣经》溢行中国，志士奋兴，将来或有才智之士重新注释，羽翼《圣经》，别出心裁，以补余之所未补，斯又余所引领而日望之者也。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