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教授、首席专家(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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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语言能力研究基本上基于个体语言能力而展开,近年来,则兴起了“国家语言能力”的研究。不过,也产生了以下一系列问题:

      其一,何为“国家语言能力”?

      其二,“国家语言能力”如何研究和测量?

      其三,“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与测量何为?

      一、何为“国家语言能力”

      (一)国内研究的回顾

      何为“国家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话题,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海姆斯(Dell Hymes)、卡纳尔(M.Canale)、斯威恩(Merrill Swain)、贝克曼(Lyle F.Bachman)等很多语言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做过讨论。不过,无论是所谓理论语言学者、社会语言学者还是应用语言学者,传统的语言能力研究关注的基本上都是“(个人)语言能力”。近年来,受到美国“关键语言”政策研究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理论的双重影响,文秋芳、李宇明、杨亦鸣、张天伟、苏金智等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问题。

      不过,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国家语言能力”?

      李宇明率先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其中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①其后李宇明进一步强调,“语言帮助人类认识世界、描绘世界、适应世界,这是语言之于人类的‘三世界’功能。正因语言有如此功能,个体、群体都要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个体语言能力是‘个人用语言完成人生事务的能力’。群体语言能力在20世纪末被提出,且一经提出便显示出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国家语言能力属群体语言能力范畴,可定义为‘国家处理海内外一切事务的语言能力’”。②

      张强、杨亦鸣在建设“语言能力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的过程中提出:“语言能力既包括母语能力,也包括外语能力;既包括正常人的语言能力,也包括障碍者的语言能力;既包括人类语言能力,也包括机器语言能力;既包括国民语言能力,也包括国家语言能力;既包括成人语言能力,也包括儿童语言能力;既包括内在语言能力,也包括外在语言能力;既包括语言机能、语言素质,又包括语言技能;既包括口语、书面语能力,又包括网络语言能力;既包括单语能力,也包括多语能力。”③由此,苏金智、张强、杨亦鸣进一步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就是“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尤其是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前者是广义的语言能力,后者是狭义的语言能力,二者区别在于后者指行使行政力量或凸显国家形象时需要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包括个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④

      赵世举则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包括语言资源拥有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国民语言能力、语言人才储备能力、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语言影响力。⑤

      魏晖却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包括普及力、生命力、开发力、管理力,还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⑥

      文秋芳提出: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处理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包括管理能力(组织力、规划力、应急力)、掌控能力(通晓力、支配力)、创造能力(实践力、科学力)、开发能力(信息挖掘力、机器翻译力)、拓展能力(影响力、传播力)。⑦文秋芳进一步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家语言资源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语言资源能力”是“国家话语能力”的基础,“国家话语能力”是对“国家语言资源能力”的应用。因此,“国家话语能力”是衡量“国家语言能力”高低的关键。国家话语能力是指政府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所需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国家对话语战略事务的管理能力、国家领导人话语能力、国家机构话语能力、国家媒体话语能力以及国家话语外译能力。⑧不过其后,文秋芳、张天伟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解释又回到了语言管理能力、语言掌控能力、语言创造能力、语言技术开发能力、语言拓展能力。⑨

      陆俭明则强调:“国家语言能力涵盖国民语言能力;国民语言能力包括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和全民的语言能力。其中,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是整个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国家语言能力可以从社会整体语言能力、国家对语言资源的掌控、国家获取语言信息资源的能力等七个方面来衡量。”⑩

      这些界定,孤立地看,似乎各有依据,不过汇聚一起,便可发现如下问题:

      问题一:所谓“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究竟如何定义?

      “国家语言能力”到底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一切事务的语言能力”,抑或只是“政府处理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亦即并不包括“非战略利益事务”?或者说是“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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