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对音材料分析中的三个问题

      ○ 引言

      对音译音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前辈学者通过对音译音研究解决了不少语音史上的问题。有清一代，满语满文作为“国语”，产生了大量同汉语互译的文献，其中有不少对音译音材料，蕴含着汉语语音史的重要信息。因此，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海内外学者对这部分材料逐渐重视起来，做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满汉对音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问题来考察：一是对音译音的内部规律；二是对音译音材料反映的满、汉语音史信息。前一问题的充分研究是深入研究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黄俊泰（1987）总结了基础的对音规则，岸田文隆（1994）用《满汉千字文》四种进行历时对比，勾勒了对音规范的几个发展细节。王为民、张楚（2007）和王为民（2017）强调《圆音正考》对满汉对音的规范作用。山崎雅人（1994）、锄田智彦（2018）注意区分音译词的历史层次，剔除了较早进入满语的汉语词。这些研究都初步涉及了对音译音的规律、规则问题。另有不少研究利用满汉对音材料来讨论语音史问题，相关的研究在后文讨论具体问题时再作援引。本文以《满洲实录》为主要材料，辅以与其同源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几个满汉文清太祖实录，讨论满汉对音材料分析中的三个问题。

      一、对音策略与对音规范——对音材料的失真

      对音文献的产生有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物质条件；文献作者在创作对音文献的时候，也处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一个个对音实例相互关联，有一致的机制，而非孤立存在。本节通过语言外部历史事件的分析和一个研究个案来证明这种主张。

      1.1 “对音”的策略和规范化

      据文献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是为“无圈点满文”，亦称“老满文”。天聪六年（1632）正月，清太宗皇太极命达海改进为新满文，而改进原因之一即为：

      Juwan juwe uju，dade tongki fuka akū,...niyalmai gebu,ba na i gebu ohode, ojorahū ofi...（《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天聪六年正月》，pp.5790-5791）①

      十二字头，原无圈点，……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故……（《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宗朝：汉文译文·天聪六年正月》，p.604）

      除了增加圈点，还新增了拼写外来语的字母和切韵清字等正字规则，其中就包含用于拼写汉语舌尖塞擦音的几个字母和一些切韵清字音节。可见，专名的记录和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音节的记录已经引起了官方的重视。

      官方除了对文字本身进行改良，在实际的文书应用中也对专名拼写格外关注。例如，雍正年间重修前朝实录，原因即为（敖拉2008）：

      三朝实录内，人名、地名字句，与圣祖仁皇帝实录未曾画一。（《清实录·世宗实录》，p.853）

      以清人早期世系的人名为例，顺治朝修《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康熙朝修《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音译用字大不相同（敖拉2008）：

      

      这种巨大的变化发生在短短30余年间，显然不是语言本体变化所导致的。除了史书，日常文书中也存在译音问题，据徐莉（2020），乾隆皇帝多次发布涉及对音问题的上谕，这些对音问题出现在史书、奏折、地图等各类文献中，也不限于满汉两种语言。

      此外，辞书的编纂及其附属的“指南”类文献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乾隆年间的《钦定同文韵统》和《清汉对音字式》。乾隆皇帝对《清汉对音字式》的推行情况也十分关注，确保了该规范的落实（徐莉2020），这些文献为后期满文语音学作品奠定了基础（春花2008）。

      不难发现，在清代前中期，已有大量对音实践，而针对这些实践，清政府又不断进行规范。在这一语境下的对音文献作者，一方面在实践中形成和积累策略，一方面受规范引导和制约。我们在分析对音文献中的现象时，要考虑某种特定的现象是“规范”的还是“特例”，分析它们各自体现了怎样的语音史信息。在“规范”层面，又存在“策略”的因素——个体对音作者通过对音经验的积累和语音的分析，尽量体现字音差别，甚至不惜牺牲一部分相似度，乃至强生分别。

      1.2 个例分析——舌叶塞擦音问题

      在满汉对音研究中，尖团合流问题是讨论的热点。从乾隆年间的《清汉对音字式》和道光年间的《音韵逢源》来看，到清代中晚期，尖、团音基本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几乎没有混杂的痕迹。试看：

      

      用于标记精组细音的j、c、s实际发音为一套腭化的（塞）擦音声母③。从表面上看，该方案体现的语音信息可以概括为：尖团不混；精组腭化而见组不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