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从1957年在《中国语文》发表第一篇语法研究论文《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到2020年在《汉语学报》发表《论“X缘”》，邢福义先生60多年的语法研究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求实创新，追求特色。创新，既包括理论的创新，也包括方法的创新；追求，既有研究个性的追求，也有研究特色的追求。这种创新和追求，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创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道路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一、理论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邢福义先生的语法研究进入学术高峰期，提出了“小句中枢”“句管控”“名词赋格”“主观视点”等一系列原创性的语法理论和观点，有力推进了汉语语法学的发展。 1.1 小句中枢 表述一种语言的语法，需要建立一个系统。邢先生（1995）基于汉语语法的事实和特点，提出了“小句中枢”理论，并构建了“小句中枢”语法系统。邢先生认为，在汉语的各种语法实体中，小句具备的语法因素最为齐全，并跟其他语法实体都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控制和约束其他所有语法实体，在汉语语法中，它是处于中枢地位的。如果把小句的构成规则和组合规则都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汉语的语法也就清楚了。在这一系统提出之前，汉语语法学史上曾有过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语法系统。一个是黎锦熙先生提出的“句本位”语法系统（黎锦熙1924）。这个系统是套用印欧语的语法而建立的，它以句子为基点进行句法分析，根据句子成分来确定词类，即所谓“依句辨品”。但汉语毕竟与印欧语不同，汉语的词类跟句子成分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依句辨品”的结果只能是导致“词无定类”，这显然不符合汉语“词有定类”的事实。另一个是朱德熙先生提出的“词组本位”语法系统（朱德熙1982）。朱先生认为，词组是汉语里的重要语法单位，词组的构造原则和句子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复杂的词组不过是简单词组的扩展，因此，应以词组为基点来建立汉语的语法系统。“如果我们把各类词组的结构都足够详细地描写清楚了，那么句子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描写清楚了，因为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词组和句子之间只是一种实现关系。应该说，“词组本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语法的某些特点，它的提出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已从模仿走向自立。但这一系统也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汉语里并非所有的词组都可以实现为句子，反过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是由词组直接实现而成的。我们认为，与“句本位”和“词组本位”语法系统相比，“小句中枢”语法系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解释力，它的提出，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参考旺盛1997；匡鹏飞2017） 1.2 句管控 2001年，邢先生提出“句管控”理论。所谓“句管控”，指的是句法机制对于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换句话说，句法机制管控着整个语法面貌的大局。无论是词的语法性质，还是词语表达的情意，还是语句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只有通过“句管控”的作用，才能得到确定。（参见邢福义2001b）比如“要”这个词，有几个不同的词性，孤立地看，其词性是游移不定的，只有进入具体的句子，接受了句法机制的管控，其词性才能得到落实。例如，“你要还想要我这个房子，我就要活不下去了。”例中前后3个“要”，由于句法格局的制约，分别表现为连词、动词和副词。又比如，（a）“王斌当主任了，她很高兴。”（b）“王斌当主任了，她哪敢这么嚣张？”两例中前一小句相同，但例（a）的后一小句是顺序推衍，决定前一小句是词面意义；而例（b）的后一小句是逆序裁定，决定前一小句不再是词面意义，而是反面意义，实际上王斌没当主任。“句管控”理论深刻地反映了句法机制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地位。 1.3 名词赋格 小句都有核心，核心一般是动词。汉语里，动词和名词是最重要的两类词。以往的语法研究，重点在动词，对于名词在句子格局形成中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邢先生（1998）认为，单独一个动词核心，无法在形式上形成明确的句子格局。要形成句子格局，不仅需要有动词核心，还需要有名词的多方面的配合。动词和名词在句子中的分工与配合，形成句子内在机制的最基本的脉络。概括地说，就是“动词核心，名词赋格”。所谓“赋格”，就是赋予句子特定的格局。比如，（a）“打印文件”“指导学生”和（b）“打印方案”“指导教师”，其中“打印”“指导”是动词，“文件”“方案”“学生”“教师”是名词，由于名词的语义特征不同，决定了（a）是动宾结构，（b）是定心结构。这是单名占位赋格。又比如，（a）“天天吃苹果梨子”和（b）“苹果梨子天天吃”，其中名词“苹果”“梨子”出现在动词后位时，是共同组成联合短语做受事宾语；位移到动词前面时，成了联合短语做受事主语。这是双名移位赋格。邢先生还指出，介词也是汉语中的一个重要词类，它在动词和名词之间起着中介组结作用。如果考虑介词对于句子格局形成的重要作用，就可以说：动词核心，名词赋格，介词定式。 1.4 兼容和趋简 1997年，邢先生发表《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邢先生指出：如果从总体上综观小句的表里关系，可以看到小句所包含的种种结构具有兼容性和趋简性。所谓兼容性，是说同样一个语法结构，可以概括程度不同的种种情况，包容多种不同的语义。以“AX”结构（A是常项，X是变项）为例，如：“他成天跑县城，说是跑项目。”此例中“跑X”结构就可兼容不同的语义。“跑县城”是往县城跑，“县城”表示方所；“跑项目”是为获得项目而跑，“项目”表示目的。所谓趋简性，是说表示同样一个语义蕴含，尽管复杂形式和简化形式都可以采用，但人们更多地选用简化形式。简化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可以把比较复杂的结构加以简化，使之变成比较简单的结构。例如“往年棉花卖议价”，这里的“卖议价”是由复杂形式“用议价的方式卖出去”变成的简化形式。又比如，可以把相同的成分扣合在一起，使之为另外两个或几个成分所共用。例如“他坑得我好惨”由“（他）坑我，坑得好惨”扣合而成，谓语中心“坑”为宾语“我”和补语“好惨”所共有。邢先生还指出，趋简和兼容互为条件。一方面，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语义结构的兼容；另一方面，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可能性。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在结构形式的选择上，常用减法；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常用加法。趋简也好，兼容也好，都服从于语用的需要。（邢福义1997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