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的焦点、重音与韵素的语体属性　　

      一、引言

      以往学者讨论“吾”和“我”者，只关注它们语法上的不同，在解释“吾”和“我”如何分布及其区别上，很多有待发覆之处。本文试从韵律的角度，尤其是从上古音系上，结合上古音的构拟，力图在句法和语音上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

      首先，从语音系统上来看，上古音系与中古以后的音系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同？这些不同是全方位差异，抑或偶然的不同？今天各地方言的声母和韵母均有不同，但是从整体系统上来看都是声调语言。就声调而言，所有方言应属一个系统，虽然有的方言8个声调，有的4个声调，甚至有的是2个声调，但均属声调语言则无疑。

      那么上古的音系和中古以后到今天的音系之间的不同，到底哪些是本质性或类型性的差异？当我们从韵律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则可看出前后不同的本质差异，亦即上古与后代的韵律系统的类型之异。我们知道，汉语和印欧语（如英语）的音系差异，表面看是音节结构或有无声调等方面的不同，而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即汉语和英语的韵律的系统和类型的不同。古代汉语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的语言，看不出韵律的不同。与现代的韵律似乎也并无差异。《诗经》的节律尽可读成2+2，古代的散文也可以以今语读之；节律之异，殊难判定。但当我们深入考察上古语音中的韵律对立现象后，尤其是从“吾”“我”类语音交替上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上古音系里面隐藏着与后代系统的重大差异。用现代的音系来读古文（包括粤语），实与古人发音截然二途，但却读不出“吾”“我”之间的不同。古音学家构拟的古音，今人读不出来；有因音系规则不同而读不出者，也有因构拟的系统导致不能卒读者（如李方桂的拟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上古的帮助。上古音构拟中的一大空白或空缺就是没有韵律。

      本文即试从“吾”“我”的对立来看上古音“韵律构拟”的问题。我们通过“吾”“我”在传世《论语》及出土文献中的分布对比，讨论“吾”“我”在《论语》中的句法、语义、语音及语体等问题。由于出土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语》材料，这些新材料给我们提供了可以与传世《论语》逐条对勘“吾”和“我”之异的新条件。我们有了比较的材料，加之有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新理论，就有可能对它们进行新的考察。这个新角度就是自1997年以来的一个重要发现，即上古韵律是以韵素音步为基础的节律结构。在韵素音系属性及其基础之上，可以成为分析上古韵律的一个重要方法，据此可很好地解释“吾”“我”的音系属性和句法功能，并可发掘音系属性和句法功能所表现出来的语体特征；基此观察、判断和确定上古文献中“吾”“我”替换，可较为深入全面地发掘其背后“韵素语体”的语法作用。

      本文第二个目的是有关出土文献的版本属性的分析。本文不限于比勘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异同，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对勘研究之后发现一个更为重要、但尚未引起出土文献研究者注意的“不同”的问题。注意：这里说的“经本”不是版本。“经本”之“经”乃“经学”之“经”。“经学”的定义取黄季刚先生以“六经”为本的定义——不仅与太炎先生的“经=史”的取义不同，也与其弟子范文澜先生的经学定义不同。季刚先生说：

      《汉书·艺文志》谓六经者王教之典籍，章实斋本之，因有六经皆史之说。惟章语实有未合处。史学只经学之一部分，经学于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经学为为人之学。

      （《量守庐学记续编》）

      在这样的下，面对《论语》的出土版本，我们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简本和传世本的版本不同，而是经学“传人与传法”的不同。因此我们看到的出土《论语》乃经本的不同，而非简单的写本问题。

      出土《论语》经本是谁传的，属于哪一家，可以再考；但有一点很清楚：上古传《论语》之经者，绝不止《鲁论》《齐论》或《古论》。无论哪位传经者或经学家，传经之时均需依照自己转录的这部经文和他对经的理解进行传经；而他经文里面的“多字少字”也应当看成是由他的理解以及他恪守的经训和经文来决定。这就是东汉荀悦所谓“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的来源，而“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①的结果也便自然而然。因此，今天看到的“经”自然就有不同的“经文”、不同的“传本”，而不仅仅是不同的“写本”。②这一点很重要，不悉传经，不解“传本”和“写本”之异，则很难洞悉何为经学。根据我们的“传经理论”，自然会发现其中的另一个更重要问题：不同的经本和传本有不同的语体。这又是一个“解经”的新角度，与以往的“写本研究”大有不同。。

      “语体解经”所以成立，基于我们对上古音系和上古语法的认识。上古音系有轻重，但上古音系中的轻重与今天不同。上古的轻重基于韵素，用mora来表现、来凸显、来凹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