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教育体系中，“德育课程一体化”概念似乎一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教育信念。教育政策与实践对于这一概念的探索几乎没有间断过。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与此相关的说法，至少有“德育课程系列化”“整体规划德育体系”等不同的表达。20世纪80年代初，对“德育课程系列化”的探索最终实现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视学生品德发展阶段规律性等错误课程理念的纠偏，相继产出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分学段的德育教学大纲。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21世纪初，在“整体规划德育体系”方面的探索，除了大大拓展人们对德育课程的概念理解，还对学校德育与家庭、社会、大众传媒教育合力的形成作出了更多的强调。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1]而在此前后，“德育一体化”“德育课程一体化”等概念不仅已频频出现在国家层面的各种文件之中，也真实存在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的实践探索之中。2019年教育部教材局成立，其核心使命之一也是要运用“国家事权”来推进“德育课程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但是，在教育政策与实践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德育课程一体化”探索，是否有其坚实的学理基础?是否存在认识上的陷阱?除了对于这一概念表面上或者经验性的理解，我们可否实现在概念理解深度上的超越?这一追问，可以细化为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德育课程一体化”概念确有其存在的必要吗? 第二，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只是一个美好的教育理想，还是一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教育理念? 第三，如果是后者，我们应当如何厘定“德育课程一体化”概念的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或规定性)，以避免认识上可能存在的误区? 一、“德育课程一体化”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德育课程一体化”概念存在的必要性论证，大体可以从社会与历史、价值与教育两个维度展开。 (一)社会与历史的必要性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书中表述过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挑战——“现代世界的教育问题在于这个事实：教育本质上不能放弃权威或传统，但它又必须存在于一个既非权威所建构，又无传统可维系的世界里”。[2]181那么，汉娜·阿伦特所谓的“既非权威所建构，又无传统可维系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解释是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汉娜·阿伦特困境”最为具体、突出的表征，可以描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人生活领域，世人对于传统伦理规范的全面颠覆；二是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成员对传统政治认同的彻底质疑。而产生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从总体上看，在当代，“动态社会已经成为常态”。[3] 这里所谓的“动态社会”，并非过去常见的一般的“动荡时期”，这种动荡意义上的“动态社会”在性质上常常只不过是两个稳定发展时期的过渡环节而已。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当代社会，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彻底的“动态社会”都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或者已经成为一种稳定存在的社会或者时代的特征。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产业迅速消亡，另外一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新兴产业迅速产生和崛起；一种人际关系尚未稳固，另外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已经产生并成为时尚；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而新生的价值观念本身在流行的同时却充满不确定性……由是观之，前述个人生活领域对于传统伦理规范的全面颠覆，以及社会生活领域对于传统政治认同的彻底质疑，其实只是“动态社会”已经成为新常态的表象之一而已。 在“动态社会”已经成为新常态的当代世界，教育，尤其是德育，已经面临社会和历史的双重挑战：一是社会存在的“多元”；二是历史发展的“断裂”。 所谓社会存在的“多元”，其实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不仅是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而且是制度、价值观的全球流动与公开竞争。前些年有人主张，我们可以承认“经济全球化”，但是不能承认其他的全球化的维度，这实在是一种“鸵鸟”的方法论。只要我们看一看微信[或者推特(Twitter)等境外类似的社交平台]世界里迅速流动的那些信息，就不难发现，没有哪个在美国、欧洲或者发展中国家流行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价值观不能在网络世界里存在、传播。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那些有吸睛(吸金)能力的传媒方式(如电影、电视、动漫等)，不出几日就会流行于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哈美”“哈日”“哈韩”等文化现象。所以，在当代社会，不管身在何处，你都处在价值观念及其传播(也是教育)方式已经全方位“全球化”了的“地球村”里。 所谓历史发展的“断裂”，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文化的分裂。这一点在传统文化传承较为久远的东亚地区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儒家文化圈里的东亚诸国，如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曾以重视家庭家族、重视子嗣延绵等为重要的文化特征。比如，迄今为止虽然这一地区离婚率正在不断实现“全球化”(离婚率不断提高)，但东亚诸国的离婚率仍然大大低于欧美诸国。当然，东亚社会文化已经是“多元”的存在。从“丁克”家庭到“同居但不结婚”以及形形色色的“西化”了的家庭生活方式，在都市社会及农村社区都已经越来越见怪不怪。一些已经构成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为了应对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问题，韩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以五年为一周期推进“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基本计划”，并为此投资380.2万亿韩元(2万多亿人民币)，但是，韩国的生育率在2022年跌至0.81，大大低于2006年的1.13。[4]低生育率及其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老龄化)早已广泛存在于北欧等发达经济体。但是，在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几千年的东亚地区，出生率突然出现如此严重的断崖式下跌，就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大“断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