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03；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3)06-00103-10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①马克思主义从传人中国之初就天然伴随了“两个结合”的过程，而这一切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各类译著与论著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遗憾的是，在历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历程的成果中，除个别译本原作之外，少有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思想起源研究中，将其视作必不可少的研究佐证史料，更遑论深入研究或充分引征历史上承载马克思主义传人的相关译著本文献。这或许是这些史料长期深锁藏馆、不易一见之故。202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子渝、徐方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一九二○—一九二七)》(以下简称《丛编》)，这是一套大型原始资料丛书，全本影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各类译著与论著151种(分五编四十五卷)，在历史研究的史料类型上可视为文本史料。现在幸得《丛编》(含后出的《精粹》②)的公开出版，使当代研究者可以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窥探其中蕴含的丰富理论资源，“亲历”文献遗存的历史语境，以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早期中国化的思想变迁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思想起源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思想渊薮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图书文献，其文本类别包括译本、释本、著本等，其中译本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迻译，释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论述著作的翻译，而著本则主要是中国本土学者自撰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丛编》所收以译本占比最大。这些今日以影印方式呈现的译著本，当年只是流通于社会书肆的一种理论读物，却一时成为有识之士的一种思想力量，尤其是激发了一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人士的阅读想象。显然，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本或著本，在中共建立前后中国社会变革局势下，对思想界和政治界来说，都是一种不曾听闻的空谷足音，它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及其关系开辟了新境界，构成中国先进政党和进步人士精神世界的思想渊薮。 自从中西文化交通以来，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接触域外的知识，大都局限于器具技艺知识层面上的引介，在更高追求层面上，至多是对西方政制怀抱钦羡的政艺知识的译述，这就是时人所谓的“西学”。这些“西学”译著，与中国传统古典知识存在较大差异，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就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③中西知识形态原属不同系统，并无高下之别，主要在于其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不同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西学”的引入，对晚清以来国人近代意识的觉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之相较，进入1920年代，经历了五四运动启蒙思想的洗礼，中国先进分子对“西学”译著的要求，已超越了此前的思想境界，出现了社会理论关注对象的革命性转向。说它是“革命性”的转向，那是因为此“西学”已经不是彼“西学”，此时来自域外的知识与学说，已不再是那些“声光化电”之类技艺性的读物，而是具有引导改变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理论武器，这种理论武器就是译本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丛编》收入的马克思主义译著文献，虽然译自苏德英美日等不同国家，就其思想精神原“产地”而言无疑是来自西方，但这些译著的思想性质，显然已不同于晚清以来的“西学”，它所回应的正是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 历来叙述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所带来的变化，大都聚焦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著译本的启蒙作用。晚清对国人影响巨大的“西学”译著，莫过于《天演论》和《民约论》。其中法国思想家卢梭《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的民主主义思想，就被看成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滥觞，亦即所谓“蕴藏的民主、共和、革命的话语理念，在此后并构成了近代中国行进的主旋律”④。卢梭的这部政治理论著作，在晚清曾有过不同的译本，如1898年上海大同译书局以《民约通义》之名出版的译本、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以《路索民约论》之名出版的译本等。这些不同译名的译本，已成为日后人们观察晚清以来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流行的文本史料。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了一系列西方思想理论著作，这些在版本上被称之为“严译”的译书活动，开启了一个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译书鹄的之时代，其中尤以《天演论》对中国振衰起敝发挥了警醒作用，其他的如法国孟德斯鸠《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等一系列译著，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引入中国，对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这些译作在中国思想界的出场，正合晚清以来国势凌夷之际，有识之士拯救危亡的思想之需，1902年徐维则编《增版东西学书录》时如是说：“庚子变后，学界萌芽……公哲士夫知改造社会与输入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国新思想不为功。”⑤但是，这个时期译界所提供的“新思想”，还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虽然随后发生了辛亥革命，国体政体的转型并没有使中国走上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道路。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这些译自西方的理论学说，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较成规模的译述与出版作了前驱。 “西学”通过译述方式，在传统士人中传递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无论是早先的经世派、洋务派，还是其后接续的改良派、维新派，都多多少少将这些思想融入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之中。但是，“西学”的思想传播与理论实践，并没有使中国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富强，中国社会需要来一个根本性的改造。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观念，时人对此并不讳言。1917年8月，青年毛泽东在与黎锦熙的信函中，试图“言天下国家之大计”，而所谓“大计”，就是寻求解决社会变革的“大本大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此时还停留在以“心力”应对社会变革的思想层面，但他已经认识到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以来，大都“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变革中国并没有成功，因而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就需要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⑥。如何将思想意志付诸社会实践，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在毛泽东那里还有一个理论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