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事一切社会活动，实现一切行动目标，皆为天时、地利、人和之结果。所谓人和，主要指人的主观能动性、政府的意志以及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尽管人和居于首要地位，但它总是受到天时、地利的限制，人类所有的选择都是在既有的天时、地利之下做出的。而天时、地利就是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禀赋，包括地貌、地质、气候、河流湖泊、土壤、生物等等。①本文所涉无论是山地、平原还是天候、自然资源，即都属于自然环境所涵盖的范围。自然环境不会自动发生作用，只有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时②，才形成一个时期、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并显现出自然环境的功能。这也表明，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生态环境的核心指向在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延续。作为20世纪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共革命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终获成功，同样可作如是观，其无法脱离人和与天时、地利的相互作用，即所谓“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③与其他类型的革命相比，中共革命的最大特色是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从苏区时期开始，经过抗日根据地，再逐步扩大解放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是中共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是自然环境影响根据地、解放区演变的过程。应该说，以往学界对中共革命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与国民党政府、日本侵略之间的关系较为关注，对革命成功的多方面原因也做了较为深入的解释，然而，对同样起“枢轴”作用的生态环境与中共根据地史之间的关系尚少有自觉的探讨。④尽管已有学者开始从地理区划的角度考察中共革命力量的区域分布⑤，也有学者从自然角度研究华北根据地的挖道沟运动、河滩地的开发与环境治理以及中共武装行军与时间、地形的关系等⑥，但对于中共政权如何积极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并服务于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还有诸多待发之覆，特别是对根据地的军事形态、经济形态，更缺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样是根据地的军事问题、经济问题，既可以从军事角度、经济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譬如生态环境角度进行探讨。由于这一问题所涉时间跨度长、范围广阔、内容丰富，笔者不拟探讨其全部，而是以晋察冀边区为例⑦，对中共抗战史，尤其是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一生态环境视角的解释。文中所述无论是对山地、平原的利用和改造，还是对天候、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都集中体现了中共根据地政权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动性，体现了生态环境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对环境、自然环境及其利用的总体认知 对环境、自然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与抗日根据地的关系，中共中央及地方政权有一个总体的认知。这一认知，成为将自然环境服务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形成、发展的思想基础。 第一，对“环境”的认知。 在中共的各种表述中，有的仅是对“环境”二字的认知，但更多是将“环境”与其他限制词连在一起使用，变为各种不同的“环境”表述。 中共对“环境”二字，认知是比较宽泛的。⑧譬如，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到“环境”：“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⑨这里所说的“环境”，是指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实的整体状况。1938年4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论述华北抗战的战略意义时谈到“环境”：“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比在内战中便利得多。内战中我们的敌人比较多，今天在民族统一战线下，敌人只有日本，因此根据地的创造也比较容易。这种环境对于我们进行抗日游击战和运动战都是非常有利的。”⑩从此句的前后文可知，聂荣臻所说的“环境”包括敌军的战略、最近的占据、晋察冀军区的地位等方面。1940年初，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在阐述根据地建立的条件时，谈到较好的“环境”和恶劣的“环境”。其中较好的“环境”，是抗战初期“敌人在占领华北各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后，又继续向内地各中心城市进攻，华北方面仅仅注意到中心城市及交通要道的统治，其他地方特别是比较偏僻的地区，它的统治是薄弱的。这时候华北游击战争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许多地区我军一到，很快地收复了。我们只经过很短的游击时期，便建立了根据地”。(11)萧克所述的“环境”，指根据地是随着日军占领华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后建立的。 前面加限制词的“环境”，有50余种之多，诸如历史环境、当时的环境、目前环境、现在的环境、将来的环境、今后环境、一时的环境、抗战环境、国际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中国的环境、殖民地环境、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国革命环境、世界革命环境、我们的环境、边区环境、北岳区环境、冀东环境、冀热边的环境、平西根据地的环境、敌后环境、后方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农村环境、工作环境、客观环境、战争环境、战斗环境、游击战争的环境、斗争环境、具体环境、特殊环境、新环境、复杂环境、严重的环境、困难环境、惨苦的环境、残酷的环境、艰苦环境、紧张环境、太平环境、失败环境等等。概而言之，既有反映时间的环境，也有反映空间的环境，还有反映某一领域或特殊状况的环境。反映时间的环境，譬如1938年1月，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上提到日军占领太原以后“当时的环境”，“我们这个地区是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同各个省政府断绝了联系，如晋东北方面已经和山西省政府脱离了联系，冀西一带也和河北省政府隔绝了，察哈尔省蔚县也是如此。当时的环境是很觉困难的，那时的情形和这个时候是不同的。兄弟那时奉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命令，指挥在此区之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当在五台、忻口等地撤离时，整个形势看起来很困难”。(12)这里所说的时间环境，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建立之前各地的无政府状态。反映空间的环境，譬如1941年7月，北岳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林铁在区党委组织会议上的报告谈到“北岳区环境”，指出一年来北岳区环境的新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经济变化、阶级关系变化及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二是敌我斗争力量的变化，即敌人对我“扫荡”的方针和我们主观斗争力量的增强。(13)这里侧重从经济、阶级和敌我力量的变化来谈北岳区的环境。反映某一领域或特殊状况的环境，譬如1938年4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战斗环境”，指出军区的成立已有4个多月，“在这不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常环绕着一种最紧张的战斗环境。它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一方面为着服从主力作战的利益，经常执行扰敌、困敌、牵制敌人的任务，同时在它自己的范围内，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又常常积极的向外活动，并部分的抵制与打退敌人的进攻。军区的武装部队，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环境下产生，壮大与锻炼起来的”。(14)舒同所说的战斗环境，是指敌我双方的斗争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