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统一”立法,为“多元”阐释

作 者:

作者简介:
龙其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
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边政研究兴起,为当时国人普及了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和地缘知识,以往对于新疆的“边地”“塞外之塞外”的印象逐渐得以破除,而“亚欧大陆枢纽”“国防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交通线”等形象较成功地实现了对“新疆”观念的知识性重构。此外,研究者及时应对了对于新疆主权归属的政治挑战,并通过报刊传播巩固了新疆作为中国领土的知识观念。这是一个为“统一”立法的政治行动,坚持了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治学立场。最后,研究者对新疆多民族共存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述,动态地展示了各民族在天山南北共存与交融的发展历程,以及新疆作为各族人民共有家园的历史景象和现实意义。这是一个为“多元”阐释的知识行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构筑了蕴含新疆地方经验的观念基础,代表着民族团结的进步方向。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4 年 04 期

字号:

       “边政学”作为近代中国一门颇具本土特色的学术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旨在应对当时日趋严峻的边疆危机。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小堡事件”①发生后,东三省沦陷,而新疆亦爆发连年的军阀混战和民族纷争,并引来外国势力的干预。因此,各边疆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其关系整个中国之前途,实有胜于过去之历代”,②并在客观上促成了边政学研究潮流。当代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边政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多聚焦于边政学学科性质、发展历程和关于边疆治理的对策建议等,③以及以学界人士为主的近代国人对边疆地区的知性认识和游历考察等,④即狭义的边政学研究,但较少关注近代中国边政研究对边疆观念的知识形塑。回顾近代中国边政研究,当时的研究者不仅有学界人士,也有其他各界人士,他们以报刊为阵地,在社会上引领起关于边疆治理的资政热议,从而形成了广义的边政学研究。而在新疆边政研究者中,不乏知名学者和报人。例如,以翦伯赞、黄文弼、黎东方、王日蔚、苏北海和吴荣曾等为代表的历史学者,以及艺术考古学者常任侠、地质学者王恒升、地理学者金祖孟、教育学者梁瓯第、民族学学者陈志良等其他专业学者,以及知名报人黄震遐、傅希若和杜重远等等。另外,当时知名的边政报刊——《边政公论》《新亚细亚》《西北论衡》《天山月刊》以及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等,也对新疆边政给予颇多研究与报道,从而对“新疆”观念及其知识形塑和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当时中国边政的现实需要来看,无论是狭义的边政学研究抑或是广义的边政学研究,其兴起初衷既是为边疆治理提供资政,又是为改变民间社会对边疆地区和边政事务“多漠不关心”的境况;⑤以边政舆论唤醒国人对边疆地区和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解放的精神意志,更是近代中国边政研究的使命所在。⑥因此,在笔者看来,考析近代中国边政学兴起背景下的“新疆”观念及其知识形塑,不仅能够实现对近代中国边政和边政研究的具体化考究,而且能够以此为当代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现一定的学术启示。

       一、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和地缘知识

       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地缘战略地位,在晚清著名的“塞防”和“海防”之争以及左宗棠率领湘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已突显出来。而左宗棠关于“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⑦的奏疏名句,更成为晚清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句格言。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人对全国边防安全的日益关注,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新疆成为内地联系苏联和欧洲战区的交通枢纽的形势下,中国边政研究者以报刊为媒介,对新疆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史地和地缘知识进行了传播与普及。

       (一)近代“新疆”就是故土“西域”

       在近代国人认知中,“新疆”与“西域”隐约有着相近的地理方位,但二者的史地关系长期未能明确起来。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新疆地方局势的日益严峻和复杂,为国人廓清“西域”与“新疆”的史地关联就成为边政学界的一项基础研究工作。1932年,何观洲通过考证《皇朝西域图志》和《汉书》等史书典籍而较早指出,近代新疆南部即为汉代管辖的“西域三十六国”所在地,新疆北部亦为统属于汉代西域都护府的乌孙之地,故“新疆即古西域”。⑧1933年,袁士骧也通过考据指出,“新疆省,在古代称为西戎,汉以下称为西域,到了清朝乾隆时候,始称为新疆”,⑨但古代史上葱岭以西亦为西域的一部分,故古代西域的地域比近代新疆大得多。1934年,吴其玉提出略为不同的观点:“西域”的区域范围在汉代大致相当于近代新疆南部,但随着历代中央政府的经营而逐渐扩展至新疆南北全境,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实现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治理。⑩黄佩也在1935年提出,“我们知道汉时的西域,就是现在新疆的南路”,(11)但随着历代经略和开发,新疆“南路”和“北路”实现了统一管辖。由上可知,当时边政研究界对于“西域”的区域范围有着不同见解。为此,有研究者主张从广义与狭义划分的角度出发去界定“西域”的地域范围。(12)其中,何璟在1937年发文指出,“狭义之西域,系指我国本土西部关门,——玉门阳关以西,而至葱岭之间而言,即汉时所称西域。今天山南路者是。广义之西域,则包括中亚、阿富汗、伊兰一部,印度与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帝国属地,及西伯利亚南部,暨我国新疆等地是”。(13)郜英则在1940年提出,“‘西域’一辞,汉时有广狭二义。狭义讲,专指现在天山、葱岭、昆仑三山间之塔里木盆地……广义讲,包括天山南北麓,外有大宛,至今俄领费尔干地方”。(14)尽管当时边政研究界对于广义“西域”的区域范围存在分歧,但对于狭义“西域”的区域范围则有着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从汉代的天山以南地区逐渐扩展至清代以来的天山南北全境。丁国藩于1948年在《益世报》发文指出,近代新疆境内各处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无不表明古代中国先民在“西域”的活动痕迹,因此对国人而言,新疆从来都应是不可忘却的疆域故土。(15)质言之,研究者对“新疆”和“西域”史地关系的考证,明确了近代“新疆”就是故土“西域”,并致力于以这一史地知识去加深国人对“西域—新疆”的历史文化情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