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4.01.03 1937年10-11月间，山西战线持续告急，娘子关、忻口、太原相继失守，中国正规军实质上已经丧失了在华北战场组织有效军事抵抗的能力①。对此，日军不断夸耀其武功，诸如“华北大势定矣，皇军神威所至无敌”②等言论甚嚣尘上，伪满洲国国务院的机关报《大同报》(新京)即称“北支全线忠勇皇军之压倒的进击，在世界战史上放灿然之光彩”，而“向南方退却之中国华北全线兵数”，则“不值日军一击”③。此种情形下，遏制正太、同蒲、平汉、平绥等交通大动脉，进逼平津等主要城市的五台地区即凸显出独特的地方要义。1937年10月，聂荣臻率八路军115师一部进驻五台；经由阎锡山电请汉口中央政府之后，次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晋察冀遂成为抗战期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正式承认的敌后根据地。 作为一个新近创建的地方政权，尽管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时的“晋察冀”对于后方读者来说，依然是一个有待阐释的对象。1938年1月，周立波陪同美国武官卡尔逊到访边区，随后发出此地的第一篇对外报道；同年8月，新华社记者陈克寒又于汉口连载系列通讯，晋察冀正式得名“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此外，沙汀、何其芳所在的鲁艺文学系，以及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二组等团体皆曾在此过境，并留下了不少实地观察记录。这批外来者的身份驳杂不一，其游历文字的视角亦参差不齐，通常人们并不将之视为晋察冀文艺史的内在组成部分。但若是考究晋察冀的地方叙事，不难发现，其最初的书写经验确由这些文本所贡献。本文关心的问题是，1937-1938年间，在晋察冀急需建构地方身份之时，此类文字究竟赋予了该地何种历史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话语又包含怎样的言说策略？对此，本文将分别就左翼文人的前线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西方外来者的乌托邦想象展开讨论。对“晋察冀”的形塑与生产，实际上也是创制“新世界”的一种努力，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文本往往彼此驱策、交互，乃至往复作用。这种地方叙事上的联动与“升格”，或许本身就是政治发生的过程。 一、“创造新世界”：从周立波的华北之行说起 1937年12月20日，刚刚结束前线访问的周立波致信周扬，与其分享自己的印象： 一个多月的生活，使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们从五台出发南下，步行了三分之一的山西，经过了十几个县的地域，每天走五六十里、八九十里不等。……这种行军在当时是有点苦，现在想起来，真正是有味、新鲜的印象，常变的观感。④ 彼时周立波与周扬遵从中共地下党的安排，皆从淞沪会战后的上海脱身不久。通信的当下，前者甫自五台归来，周扬则身在延安⑤。随处调转的行军生活显然给周立波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在其口中，“前线”仿佛具备某种蛊惑，令人“现在就想马上回到前方去”⑥。 不过，此处“前线”的意义可能并不局限于“新鲜”“常变”所带来的刺激，更在于其内部所能促成的、超出既有经验的文学实感。周立波提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未能完成的《新莲花落》，终于在战地得到了畅快的续写，“前线”成为打破创作困顿的重要凭借。事实上，他在这封长信里展现出异乎寻常的表达欲，不但一度难产的诗作顺利落地，同时还记录了大量的战地细节。后文中，周立波这样解释道：“我很快乐，所以写了这许多闲话。”⑦ “我很快乐”的情绪价值，连同这一阶段周立波亢奋的书写欲望，理应被视为新的环境下重新充盈起来的写作主体的外在表征(“使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回头来看，迟至同一年内的二月间，他的诗歌里依旧残余着一股寂寞幽闭的情调：“也曾想/雪上题诗，/让诗名与白雪“同圬春风”，/晶莹无比。/也曾想/海中歌唱，/让歌声共海鸥飘飞天外。……/但人事蹉跎，/诗心易老，/到于今，/剩下了，/穷愁千万，/千万穷愁。”⑧这未尝不是一部分左翼青年精神上的症候，即其无法彻底突破亭子间的逼仄与紧张，在此参照之下，此刻的“我很快乐”就成了别有意味之事。华北前线不但一洗写作者的“千万穷愁”，并且触发了崭新的历史感觉： 我打算打游击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怯惧。 我要无挂无碍的生死于华北。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永远新鲜的。⑨所谓“抛弃了纸笔”“打游击去”云云，与其说是实际的行动计划，毋宁说是感受到“新世界”的召唤以后溢于言表的激奋，其内里浪漫化的冲动无可忽略，同时也应注意到“无所顾虑”“无所怯惧”等表述背后的“我”所具备的自我确信。与此不无关系的是，留沪期间的周立波也曾在诗作中提及青年的死，然而其语调会不自觉地流露“我常常怕，/在这黑暗的夜里，/我会无端的死去，/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怜惜；/冷落地被抛在荒丘里，/被亲人很快地忘记”的阴冷⑩。为此他呼唤一个不具名的、“永远不会抛弃我”的中华大地母亲，但这一抒情的姿态并不能完全消解“死”的无归属感。相形之下，“烽火连天的华北”承诺了一个更具参与性、“永远新鲜”的生活，而“战斗”这一行为动作本身也不断产生历史意义，足以激发“我”持续的主体投入。某种程度上，从“我常常怕”到“无挂无碍的生死”，更深层的转换机制或许有赖于历史场域的变动，即“华北”作为周立波所想象的“新世界”的浮现。正值八路军出兵山西前线、华北被目为“世界大战的起点”之际(11)，走进历史发生的现场、深入战争的中心地带，这恐怕也是周立波兴奋难以自抑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