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3)08-0096-10 20世纪以来叙事理论成为西方文论中的一门显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情节一直以来都是现代叙事理论讨论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俄国形式主义和欧美结构主义叙述学对情节结构的不断探讨，‘情节’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同时也逐渐变得界限不清”[1](P34)。尤其是，伴随着20世纪以来文学艺术研究出现的向内转倾向，西方由亚里士多德奠定基调的传统叙事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学者对叙事作品的讨论越来越具包容性，甚至将情节结构的存在提高到本体层面，拓展至对整个文本的探讨，以区别于传统叙事理论中作为文本组成部分的情节。 其实，情节本身并非自明的范畴，对其类型、模式、价值以及情节与人物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证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情节自身内涵及生成的理解，西方现代叙事理论体系中相关的阐释与讨论成果丰硕。较有代表性的有俄国形式主义的素材、本事与情节，西摩·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托多洛夫的故事与话语，米克·巴尔的素材、故事和文本，热奈特的故事、叙述话语和叙述文本(故事与叙事)，还有解构主义叙事学家帕特里克·奥尼尔、乔纳森·卡勒、希利斯·米勒等对故事与话语二元关系的解构，戴维·赫尔曼的情境、“事件序列”“世界制造/世界分裂”、叙事与心理的结合等观点，可谓群星璀璨。 上述对情节理论的研究，虽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在建构情节理论过程中体现出的思维范式呈现了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作为西方现代叙事理论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在陌生化理论的影响下，摒弃作品的思想功能，赋予情节形式以本体地位，俄国形式主义主要研究任务即是情节形式的加工方法，并凸显每部作品的艺术独创性；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则由个性走向对共性的强调，情节理论建构的宗旨在于探寻具有普适性的所有叙事类文本背后的情节存在法则；解构主义叙事理论将缺席许久的文化语境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在全新的背景下提出了融特殊性与一般性于一体的情节观。 一、俄国形式主义：本体论情节观 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对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但至今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陌生化与文学性两个范畴的影响下，形式学派建构了具有自足性的叙事理论体系，通过普罗普和托多洛夫等人直接影响了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建构。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在叙事理论中秉承其一贯的艺术理念，将叙事作品从各种思想的羁绊中拯救出来，强调情节结构的本体性存在，建构了别具一格的本体论情节观。这种情节观同时又强调作品的艺术独创性，每部作品的情节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对叙事手法的阐释是俄国形式主义讨论的重要话题。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本体论情节观的建构主要体现于其对素材、本事与情节理论的阐释中。 在阐释三者之间具体内涵与关系之前首先应破除一个“误解”，国内学者在探讨俄国形式主义情节理论时，常将其三分法的理论体系“改头换面”为二分法的素材与情节、故事与情节或本事与情节等理论形式。通过具体论述可以看出，二分法中的素材、故事与本事三种说法均对应于形式学派提出的“φабула”，只是译法不同，大都将其理解为情节讲述的完整故事，并称其为作品的素材。这样的阐释对俄国形式主义情节理论不仅有简单化、更有某种“误读”的倾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情节理论散乱分布于其成员大量理论著作甚至文学文本中有一定的关系，归纳整理工作较为复杂，且国内译文较少。具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奠基人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理论为学派奠定了基调，具体包括“материал”“φабула”“сюжет”(情节)，三者在时间维度上依次呈现。 首先，在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中，作品情节创造过程中首先被强调的是“материал”，“материал”本义为材料，也就是作家创作的素材。作为素材的“материал”是一个被国内学界忽视的重要范畴，对“материал”的研究一方面能呈现完整的形式学派的情节理论，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全面阐释学派关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形式学派的情节理论中，素材是文学创造的基础，在呈现时间上具有优先性，作家的创作均不同程度上依赖素材的积累与重构。在学派内部，不同成员对素材的理解不尽相同，总体上有两种立场，一种认为文学创造的素材是词语。什克洛夫斯基曾表示，“诗的材料不是形象，不是激情，而是词”[2](P79)。这里的诗不仅包括抒情诗，还包括叙事诗，同理，叙事作品的素材也是词语，作家的创作就是对词语的加工；另一种立场认为素材是作家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等内容。当然，形式学派中也有将两种立场结合的情况，蒂尼亚诺夫就强调素材一般情况下应理解为词语和语言，同时也是他们所代表的背后的生活。 提到社会生活，国内学者往往会将其与形式学派隔离开，认为学派已经将文艺作品与日常生活完全分隔开来。事实上，形式学派的确强调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不具有服务于生活的功能，如什克洛夫斯基说过，“日常生活只是在填满形式时起作用，甚至有可能被完全驱逐……艺术永远是远离生活的，其色彩上永远不反映城市要塞上空旗帜的颜色”[2](P79)。将文学从各种功利性阐释话语中解放出来，力图强调其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独特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