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4-01-007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的富商家庭,那时的柏林正向着现代化大都市迈进。本雅明见证了现代文明的繁盛,也洞察到隐藏其间的弊端。这促使他成为现代社会的体验者和批判者。正是通过对现代大都市的考察,本雅明对这个时代做出了病理学的诊断:现代社会患上了“文明综合症”。他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指出保罗·瓦莱里有一双慧眼能够看到这所谓的“文明综合症”,即现代社会的“安逸使人相互隔绝,同时又使得享受安逸者进一步被机械化”[1]220。诚然,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人可以处于孤立状态而在社会中生活得越来越安逸,但与此同时安逸的人们也不得不接受新的社会机制带来的机械化的训练。本雅明指出“文明综合症”呈现为一种野蛮和纪律的结合:野蛮是一种人与人的孤立,而纪律是一种对人身体的训练。如此诊断反映出社会的现代变迁所造成的人的处境问题。其实,这种文明综合症的研判不是本雅明的独见,比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铁笼”早已揭示了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既被保护也被囚禁的境况。然而,笔者注意到本雅明描述文明综合症的症候以及给出的免疫学医疗方案富有特色,也颇具启发性。因此,本文以本雅明对“文明综合症”的病理学研判为起点,进而分析“文明综合症”的症候所在,并解读本雅明给现代社会开出的医治药方。 一、“文明综合症”的症候:“震惊的姿势” 本雅明注意到“文明综合症”与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事物相关。在讨论“文明综合症”时,他从火柴的发明谈到电话的使用,从人“按快门”拍照的触觉经验聊到人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的视觉经验,以此凸显出这些新事物给现代人带来的震惊体验。本雅明思考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文明综合症”中的安逸/孤立、安逸/机械、野蛮/纪律等一系列状况,都视为人在现代社会遭遇震惊的反应。由于震惊是一种内在体验,所以本雅明是通过可见的身体反应来呈现“文明综合症”的。因此,作为可见的由震惊体验而引发的身体姿势成为“文明综合症”的症候所在。本雅明对“文明综合症”之症候的观察主要表现在两种“震惊的姿势”之中: 首先是现代社会中由震惊引发的一种显性的病态姿势。本雅明一再强调传统经验在现代社会惨遭挫折:“乘坐马拉车上学的一代人现在伫立于荒郊野地,头顶上苍茫的天穹早已物换星移,唯独白云依旧。孑立于白云之下,深陷天摧地塌暴力场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躯体。”[2]96这里“马拉车上学的一代”是前工业文明的人,而随着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现代化进程,他们不得不进入拥有“天摧地塌暴力场”的现代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天摧地塌暴力场”便是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带来的“震惊”体验,而处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之“躯体”难以逃脱这“暴力场”的侵袭。这种“震惊”对于身体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吉奥乔·阿甘本对“姿势”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阿甘本在《业:简论行动、过错和姿势》前言的开篇就介绍了图雷特氏综合征患者的姿势:“对于患者来说,哪怕是最简单的身体动作也难以完成,反而会四分五裂,变成痛苦的、扭曲的抽搐。”[3]xxiv同时阿甘本指出这种“姿势失调”的症状在现代社会并不罕见。比如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十四行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引用就凸显出了大城市中失调的姿势:“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一样的眼中,我犹如癫狂者浑身颤动。”[4]205本雅明指出这首诗提供了一种震惊的形象。而这种震惊只有在大城市的人群中才会出现,“电光一闪”对应着“最后一瞥”,相见即是永别。不难看出,“犹如癫狂者浑身颤动”就是“震惊的姿势”。可以说,本雅明分析的这种“震惊的姿势”与阿甘本所言之图雷特氏综合症无异,都是一种病态的姿势。 其次,“震惊的姿势”不仅表现为病态的身体颤动,而且更多地表现为看似正常的行为。毕竟震惊是一种内在体验,也不是每一次遭遇震惊都会使得身体发生病理性变形,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们遭受了刺激却不至于影响正常行动。例如,行走在大城市的人群,“在这种车流人流中穿行,人会遭遇一系列震惊和冲撞。在危险的交叉路口,神经冲动会像电池的能量一样快速而连续地传遍他的身体”[1]221。虽然神经冲动如电流传遍身体,但更多人的姿势并没有发生明显颤动。只是走在马路上的行人为跟上交通信号,不得不四处张望。然而这种司空见惯的“四处张望”的姿势却是遭遇震惊的结果:人们为避免被震惊击倒就产生这种服从规范的姿势。这可以算是一种隐性的“震惊的姿势”。这种不表现为身体颤抖的“震惊的姿势”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起到“减震”的效果,也是人们行走在大都市的一种自我保护。本雅明借助爱伦·坡的小说指出了最常见的大城市人群中的行人的震惊姿态:一部分皱着眉头,转动眼珠,一心想着如何冲出人群;一部分脸色红润,自言自语,做着手势;如果遇到拥堵,嘴角挂起礼貌的微笑;如果被人碰撞,就点头道歉,窘迫不安。对此,本雅明总结道:“爱伦·坡的作品让我们懂得了野性与纪律之间的真正联系。他笔下的行人举手投足就像已经适应了机器的节奏,而且只能机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他们的行为是对震惊的反应。”[1]223其中“野性与纪律”就是本雅明指出的“文明综合症”。显然,隐性的“震惊的姿势”也与“文明综合症”相对应,而进一步讲,“震惊的姿势”也正是“文明综合症”的症候所在。 这里谈论的“症候”本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如咳嗽、腹泻等。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将“症候”引入了精神分析,他指出“症候”是精神病人的无意识的外溢。弗洛伊德就把梦作为精神疾病的症候来看待,他认为梦的出现是意识控制松动时,伪装后的无意识在意识中的显现。这说明尽管“症候”具有表象性,但我们可以通过“症候”来诊断病情。本雅明借助了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中的震惊。在他看来,震惊来自外部的刺激,作用于人的内在心理,然而人总是在防范着震惊。因为人的意识就像一个防御刺激的屏障,时刻保持警惕。一旦意识的防御失败,那么震惊极可能对人造成创伤性后果。震惊在心理上可能会造成创伤性神经症,而在身体上就会形成扭曲、颤动等非自然的姿势。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成功防御住了震惊,也不代表没有遭受震惊的打击,很可能只是意识对反复的刺激已经麻木而已。一般说来,刺激都被意识之外另一个系统吸收了。那些没有被震惊击穿却不断接受刺激的人们做出的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姿势,这与颤动的姿势一样,也是非自然的。震惊姿势的非自然性来自震惊的训练,而训练的后果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