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3)06-0187-15 一 凡是读过阿多诺著作文章的人，无论他读的是德语原文、英译文还是汉译文，都会直呼其难——语言难、文笔难、阅读难、翻译难、理解难，吃透更难。这些难加在一起，自然也就难于上青天了。最早有此感受的或许是他的社会研究所同事马尔库塞。一方面，马尔库塞对阿多诺赞不绝口：“我只能称他为天才，因为……我从未见到任何一个人能象他那样，同时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的领域里纵横驰骋、挥洒自如。……而且此公谈锋犀利，出口成章，录下即可付印。”①另一方面，在回应“你刚才说他是天才。而我却读不懂他的书”(访谈者麦基的说法)时，马尔库塞却“坦白地说，阿道尔诺(引者注：即阿多诺)的许多段落连我都读不懂”。②从此往后，“读不懂”或“不可译”似乎就成为阅读和翻译阿多诺的一个重要标签。例如，塞缪尔·韦伯是把阿多诺著作译成英文的第一人，他先把《棱镜》的“译者前言”取名为《译不可译之书》(“Translating the Untranslatable”，亦可意译为《天书的移译》)，然后指出：“如果阿多诺是完全可译的，那绝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正是由于他的不可译性。从头至尾，塑造阿多诺句子、格言、论笔、著作的东西是那种无解的张力，它源于并见证了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意义之间和谐结合的不可能，……阿多诺的不可译性是他最深刻、最残酷的真理。”③这很可能是阿多诺“不可译”的最早说法，而更有名的说法或许是来自于《否定的辩证法》的英译者E.B.阿什顿，他在《译者说明》中开宗明义道： 首先我得承认，这本书使我违反了我认为哲学翻译者须遵循的“头号”规则：在你自认为弄懂作者的每句话，尤其是每个词的意思之后再去翻译。我是不知不觉走到这一步的。我曾读过这本书的德文版，虽然读得不太认真，但对它的论题绝非毫无把握。我清楚地记得它在精美散文(polished prose)中传达的主旨，而且似乎是很容易翻译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不仅是因为特奥多尔·阿多诺的大部分哲学词汇都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做主干，而且在英语和德语中也完全相同。他的句法几乎不需要像康德以来的大多数哲学家那样弄清理顺；他不像他们那样沉迷于造词；而且他使用的新词也很少借自于英语。 翻译之初，让我不时感到纳闷的是：后面的句子与前面的句子以及更前面的句子究竟关系几何？而其他读者也说体会相同，可阿多诺在其序言中承诺，起初看起来令人费解之处稍后会得以澄清。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误译其语句。他的句子很清楚，词汇(也就是他自己的词汇；对于他对别人词汇的讨论则另当别论)也毫不含糊，其英文对应词则毋庸置疑。我步履维艰，继续前行，完全忽略了我的“头号”规则。 但不解之谜却堆积如山。我发现自己虽然翻译了整个书稿，却没有看出它们是如何从最初的论据导向结论的。我准备把此书视为不可译之作——对我来说，至少是如此——这使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位译者的故事：他受托翻译一本书，当他被问及是否有机会读过这本书时，他答曰：“我没读，我译了。”④ 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其一，阿什顿把《否定的辩证法》看成“精美散文”，很容易令人想起塞缪尔·韦伯对阿多诺文章的类似说法——哲学散文(philosophical prose)，⑤这很可能是英语世界对其文体属性的最早定位。其二，阿什顿对阿多诺之难、之困惑、之不可译的坦诚之言，以及“我没读，我译了”之类的调侃之词，可谓道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译者的心声，因为笔者在翻译阿多诺时也常常大惑不解：“后面的句子与前面的句子以及更前面的句子究竟关系几何？”而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译事之难超乎想象，甚至连曹卫东都萌生了远离阿多诺的退意。他说： 由于阿多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一贯主张“小品文”(Essay)的写作方法，加上许多著作或是断片之作或是未竟之作，使他成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艰涩的一位，给读者、特别是非德语语境的读者带来了重重的阅读障碍。据说，德国有两个思想家的著作是不可翻译的，一个是本雅明，再一个就是阿多诺。而阿多诺尤以为甚，他一生坚持用德语写作，即便是流亡美国期间，也断然拒绝用英文写作。在西方，阿多诺成了不可翻译的代名词。出于尝试，我和友人曾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作的《启蒙辩证法》。虽然经过认真准备，还得到了许多德国专家的大力帮助，在翻译过程中更是小心加谨慎，然而，译本终究还是留下许多的遗憾，让我切身体会了阿多诺的不可译。从此，我决计轻易不再去翻译阿多诺。⑥ 曹卫东好像已说到做到，因为虽然阿多诺的译著后来不断问世，随着阿氏著作进入公版期，翻译其书也几成理论界盛事，但我们似乎再也没有见到曹卫东的身影。然而，他的学生辈的学者却不得不与阿多诺较劲，只是较劲的结果同样是创伤满满，因为阿多诺“太难”。例如，姚云帆就曾说过：“作为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我基本不愿意阅读阿多诺的著作，因为太难了。这个难度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还有其语言的艰难。我的同事、华东师范大学黄金城教授已经苦译阿多诺《审美理论》数年，对他繁难诘屈的德语啧啧抱怨，但‘爱之深，怨之切’，越抱怨越不肯撒手。我的朋友胡春春博士德语极好，他也认为阿多诺的德语极为晦涩，胡博士约略言道，阿多诺不仅在写作中应用这种艰深准确的风格，而且在公开讲演中也使用这种风格，以至于听众只有在其最后一个动词说出时，才能听懂他的长句。”⑦这是笔者看到的年轻一代国内学者关于阿多诺之难的明确说法。而且笔者可以预言，以后只要依然有愿意与阿多诺较劲者，这种“读不懂”和“不可译”之难就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