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3)06-0014-11 DOI：10.20004/j.cnki.ujn.2023.06.002 反思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历程，一条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相结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优秀传统文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学理论领域自然首先表现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相结合。这种结合，主要有两条展开路径：一是展开于同文学创作实践处于互动之中的理论研究和批评活动之中，二是展开于应因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和社会普及需要的文学理论教材编著之中。在以往的反观性历史研究中，学界对于前者关注较多，对于后者则有所忽略。事实上，由于教材编著通常既包含着同时代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创新性、共识性成果，又蕴含着学界对文学理论之系统性、体系化建构的自觉理论追求，往往能够更集中、更突出地显示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国优秀传统文论相结合的学术努力和理论成效，因而是我们更加需要特别关注的。 大致而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今，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教材编著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20至40年代是由国外引进为主到走向自己编写、由文学观念上的异质多元逐渐转向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主导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的结合开始了初步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是经由引进苏联教材而走向大规模自编教材、从摹仿苏联教材理论范式转向追求自主理论创新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中国范式初步建成，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的结合获得了理论意识上的自觉和内容丰富的理论展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是由理论观念上的反思、调整、探索、综合到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教材体系等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建构的时期，“马工程”教材建设启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的结合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语境下获得了空前的重视，教材建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愈加显明。 一 自民国初年(1912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中规定文学门下的各类学科都要开设“文学概论”科目之后，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中国高校文学类院系教学体系设置的一门必备课程。与此相应，20世纪20年代之后，各种文学理论教材便应时而生。不过，自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开始至30年代，中国新文学界在文学观念上主要倒向西方，致使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界，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持轻视态度。周扬曾在解放后的一次演讲中反思说：“五四运动在总路线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这种倾向后来也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这种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我当时也在左联，当时我们是坚决摒弃一切旧东西，反对旧戏，就连《水浒》也不主张叫人看的。”①这种主导思想倾向反映在文学理论教材中便是：出版的数量不少，但基本上大都“取镜西方，主要是体系上按日人本间久雄《文学概论》，论文学要素则经本间氏取自温彻斯特《文学批评之原理》”②。此一时期，大多数教材不仅文学观念和理论架构取自西方，文学材料也主要以西洋文学为主，基本上丢弃了传统的古代文论。有一些教材虽然联系古代文学作品比较广泛，甚至较多地引用古代文论资料，如马宗霍1925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概论》，以及老舍写于1930-1934年的《文学概论讲义》③等，但基本文学观念和理论架构还是来自西方。直到1946年，张长弓在其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文学新论》序言中仍然说：“今日见到的文学概论……大要言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中国的，立意谋篇，取材举例，不外中国的前代文学，犹如长袍短褂的中国绅士；一类是纯西洋的，立意谋篇，取材举例，全以西洋文学为圭臬，犹如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④这段话，大致上反映出当时文学理论教材编著的实际情形，20世纪20、30年代尤其如此。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此一时期的多数教材编著在文学的基本观念属性上，还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相结合的问题了。 不过，以上所述只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起，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编著的语境和状况也在开始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变化。3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要求。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政治报告中基于对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自我认同，要求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⑤。此后不久，在写于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概括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⑥“民族形式”论提出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引发了关于传统文艺中优秀的民间文艺形式的利用问题以及民族形式与新文艺发展关系的大讨论，由此开始改变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段时期内新文学界对于传统文化和文艺的轻视与忽略态度⑦。 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方面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是，随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开始在中国进步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界的话语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讲话》的主旨虽然是基于革命文艺与革命工作的关系来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但也对传统文艺的继承对于新文艺创造的意义给予充分的重视，强调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新文艺创造的借鉴，绝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认为“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⑧。这里，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学艺术遗产的继承当然也包括优秀传统文论在内。 其次，是教材出版状况的变化。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影响愈来愈大的语境之下，文学理论教材编著开始改变奉西洋教材和西洋文学为圭臬的局面。曾在苏联甚为风行的文艺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分别由楼逸夫和以群翻译于1937年在上海天马书店和重庆读书出版社印行，以群译本后来还在20世纪40、50年代连续再版，对当时文艺界和教材编写产生很大影响。批评家李长之在其1947年1月发表于《文潮》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上的《统计中国新文艺批评发展的轨迹》中曾指出，在抗战时期“把左翼的理论继续普及化的”译著中，“以《新文学教程》为最值得注意”⑨。当代学者也认为：“《新文学教程》作为教材，在当时独一无二地代表着学校文艺理论教育通向未来的新方向”，“是中国50年代文艺理论著作之先导，代表着中国文艺理论从40年代过渡到50年代的走向。”⑩观念、体例方面的影响不论，单就教材名称来说，此前由国外翻译和国内学者自著的文学理论教材大多以“概论”命名，维氏此著翻译出版后，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便开始有不少采用“教程”之名的，如田仲济的《新型文艺教程》(重庆：华中图书公司，1940年；上海：现代出版社，1946年)、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香港：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48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