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3)06-0202-08 述学文体的创造亦即思想、理论的创造。作为未来述学文体之“预流”，“毕达哥拉斯文体”有其观察世界的特定角度和框定世界的特定方式。只有洞悉“毕达哥拉斯文体”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相应的具体方法或路径，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把握其基本的文体特征。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一一疏解，以就教于方家。 一、语言的滥用与超越 人之生命境界是依次递升的，学术之境与生命之境同一。每个人的“才”“命”“力”不一，其所进益亦有所至而止，其为文之精神层级亦自有其极限——或本能性表现身体欲望，处于不识不知的混沌状态；或满足于个体功利需求，以博取功名利禄为指归；或凝合为一道德主体，遵循特定社会标准、典范，满足于政教人伦驯化；或“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参天地，赞化育”(《白鹿洞志》)，臻于“自如”的“至乐”之境。 在一次美学讲演中，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谈到做学问的兴趣，概括出了四种境界：第一境，看出门道所引起的兴趣；第二境，欲罢不能所引起的兴趣；第三境，获得成果所引起的兴趣；第四境，释放生命活力所感受到的幸福。当然，第四境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它激发出治学者生命的活力，“不但有学问的欲望，还引起人的感性与理性的一切力量的活跃。这样人也就能期待生生不息，与天地相参，与万物合一”。① 国内学界有几人达到了这种生命状态呢？坦率地说，真正能不断向上攀援、辟以蹊径、导夫先路的学者不多，实利成癖、虚荣入骨、自欺欺人的倒是不少。心智的坏朽与文章的邋遢不堪是同步的，一旦学术成了夤缘求进、牟取实利的阶梯，这样的论著怎么可能激发出生命的活力呢？它们大多是与历史或现实无关的语言游戏，只是好像在追求真理而已；它们熟练地操弄概念、命题、逻辑归纳、演绎程式，实际上形成了一股钳制人的心灵、心智的力量。以学术为志业者，首先必须从现代社会泛滥成灾的语言洪水，以及被这洪水所裹挟的价值判断、集体癔症、精神控制中抽身、超拔而出。 要真正克服语言的滥用与腐败，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还必须完成从语言工具论到语言存在论的转化，立足于语言主体性，从世界存在的角度看待一切。经过20世纪人文学科“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洗礼，西方文艺理论家的语言观基本完成了由工具论到存在论的转化，他们大多兼擅文艺理论与语言学，普遍强调“语言不仅仅是‘自然之镜’，我们的所有认识及关于实在的语言表现都带有它们由之形成的语言中介的印迹”。②中国文艺理论家则极少能兼擅文艺理论与语言学，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早就分道扬镳、相互隔绝，语言一直没有被充分地主题化、对象化，更没有被视为最主要的问题加以集中思考。 不少中国文艺理论家的语言观念仍然停留在语言工具论的层面，即将语言理解为表达某个观点、思想的工具或载体。在他们看来，“述学”就是先有了观点、思想，再用语言写出来而已。不少学者只是“约定俗成”地写作，似乎从来就没有认识到：学术研究是一门艺术，是一种个性化的事业。他们更没有认识到：学者之述学与作家之创作是相通的，理论文章也可以是文学的，每个学者都应有自己的语言乃至风格。概言之，不少学者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你“怎么写”决定了你“写什么”。囿于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不少学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文体的基础是语言，我们创造着语言；一篇论文可以写成一篇美文，一部理论著作可以写成一部自己的作品，形成与学术思想相匹配的述学文体风格。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是索绪尔的再传弟子，是20世纪最杰出的法国语言学家之一；其《普通语言学问题》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言语活动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究，此书甫一出版就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影响极其深远。本维尼斯特明确反对“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一说。在他看来，将语言比拟为一种工具，就是将人与自然相对峙，而语言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定义人本身。本维尼斯特指出：“人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因为，实际上，唯有语言在其作为存在的现实中，奠定了‘自我’的概念。”“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③这一相当于“我言故我在”的论断，体现了语言主体性的根本。正是由于语言主体性的确立，本维尼斯特的写作成了在“语言之中”的写作，“我言故我在”，这才有了罗兰·巴尔特所激赏的述学文体风格。 1974年，罗兰·巴尔特在《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一文里写道：“我确信，一个学者的天赋(不是上天赐予他的东西，而是他赐予我们的东西)，在于这样一种力量：这力量不仅来自于他的学识与严谨，也来自于他的文字，或者用一个我们现在已然了解其极端用法的词来说，来自于他的陈述方式。……他整个人身上都凝聚着准确——便魅力四射、出神入化，而承载这样一个词的那个语句的适度、紧凑和严密……见证着这位学者在遣词造句时所享受到的乐趣。本维尼斯特的文字如此这般达到了豪放与简约的微妙融合，从中油然而生的，是文章，亦是音乐。……在本维尼斯特的作品中听得到里希特(Richter)的音乐。”④ 筑基于语言存在论，人—语言—世界之间对象性、工具性的关系被破除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赋予了语言极度的精确和透辟。这种同一性关系只能发生在“语言之中”，而不可能发生在“语言之外”。在20世纪文学史和学术史中，胡适、鲁迅对中国现代语言道路有不同的规划与实践，他们起过并还在起着不可替代的典范作用：“胡适之体”是典型的“语言之外”的写作，其语言清楚、明白、爽快、利索，理念、观点先于语言，语言隶属于逻辑，讲究逻辑的整一性；由于“理在言外”，“道理”“逻各斯”先于、外在于语言，其文章没必要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读者只需要抓住逻辑预设的立论。“鲁迅风”是典型的“语言之中”的写作，其语言与思想相互建构，是本身有所诉说的存在，熔议论、沉思、刻画、虚拟、感觉、想象、激情等于一炉；由于“理在言内”，“道理”“逻各斯”寓于语言之中，语言形式很难从内容本体上剥离出来，能让读者和作者一起思想、探索。⑤比较而言，鲁迅的语言道路更为切近中国的“文化语言”，胡绳就称赞鲁迅文章“没有空洞抽象的话，没有学究的卖弄，没有陈腐的八股，这是真正中国化的文体”。⑥然而，大多数人走上了“胡适之体”所指示的语言道路，被抛入其所开启的语言世界，真正与鲁迅同道者并不多——大概只有周作人、冯雪峰、胡风、徐懋庸、唐弢、沈从文、汪曾祺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