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在其著作《文明与衰亡的法则》中表达了对美国社会艺术教育缺位现象的悲观危机意识。他认为，在现代工业文明中，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如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存发展空间，会被“经济人”(如工业家和资本家)挤压，社会想象力流动将被膨胀的资本所取代，因此导致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失去活力。19世纪，艺术课程首次被纳入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体系，以适应工业社会的发展需求，并重点培养与就业相关的技能。直到20世纪初，艺术教育在美国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被视为精英阶层的消遣而非学校教育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冷战对美国的艺术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应对苏联在文化宣传方面的政策，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指派政府专员在美国教育部设立文化事务局，并开始在各级学校推行艺术教育。在此背景下，公立和私立机构纷纷资助针对艺术及其相关教育的研究项目，为推广艺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1967年，在“欧道明基金会”(Old Dominion Foundation)和美国教育部的资助下，以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为领导的哈佛大学“零点计划”(Project Zero)项目正式设立。作为美国艺术教育研究的代表性项目，“零点计划”是美国乃至世界艺术教育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课题组。“零点计划”培养了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艾伦·温纳(Ellen Winner)等该领域的引领者和开拓者；诞生了《艺术的语言》《多元智能》《工作室思维》等诸多重要著作，揭示了艺术与心智、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和复杂性；探索了艺术在教育中的作用及其如何促进学生在不同领域的发展。“零点计划”项目旨在通过艺术教育激发人类心智的巨大潜力，拓展了艺术教育的作用与价值，对美国艺术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从“一元”到“多元”的艺术认知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的认知受认识论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影响，普遍倾向于将科学视为真理、事实和理解的领域，而将艺术视为主观、情感和价值的领域。科学与艺术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二者对客体的基本态度和方式的不同。简言之，科学以数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抽象简化的方式描述对自然对象的认识；而艺术是以生命—情感原理为基础，通过具体感性的方式表达对自然对象的感受。近代科学的快速发展，让科学与人文艺术间的分隔和争论进一步形成两种对立的文化，科学文化求“真”，人文艺术求“美”，使得艺术长期以来被认为与真理无关。英国著名科学家、作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两种文化》中犀利地批判了这种“两极对立”的现象：“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1]斯诺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在教育方面尤为明显，学生往往于幼年时期就被迫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被鼓励同时追求两者。这直接导致了艺术与科学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的损失”[2]。 自创始人纳尔逊·古德曼开始，“零点计划”基于对艺术价值和角色的思考跨越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认知鸿沟，注重探究艺术背后的科学规律。同时，它还深入研究艺术在学习和智力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拓展人们对于艺术领域的想象与认知。古德曼在其名著《艺术的语言》卷首中指出：“有关艺术的问题，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3]这一经典格言成为“零点计划”日后所有研究的基本信条。通过对艺术作品符号表达方式的研究，古德曼提出审美不是直觉、愉快、想象、移情等感性体验，而是对艺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视觉艺术)符号表达方式的认知或辨识。 首先，艺术和科学一样，都是通过搭建符号体系来反映和认识客观世界，所有艺术都是具有语义和句法的符号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相比，艺术在语法和语义上具有更高的密度，为解释者留下更大的解释空间。其次，艺术既是认知的又是情感的。在认知层面，艺术使用概念体系来呈现其内容；在情感层面，艺术家对不同概念体系的选择以及观者对这些体系进行个性化解读，均源于其文化背景和情感侧重点所带来的个体差异。因此，艺术作品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通过作品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创造的，在概念的意义和解读之中建构新的世界。最后，艺术和科学的学习与发展都需要人类具有以下基本能力：识别视听信息、感知节奏和对称性、运用语言以及发展运动技能。因此，古德曼坚信艺术与科学等其他领域的知识一样重要、珍贵且富有挑战性。他认为，艺术和科学一样，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二者都属于认知领域，“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不是感受与事实、直觉与推论、享乐与权衡、综合与分析、感觉与思考、具体与抽象、激情与行动、居中与直接、真与美等之间的区别，而是符号的某种特殊特征在主导地位上的不同”[4]。 在《艺术的语言》结尾，古德曼预示了艺术对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表明全新认识艺术所带来的重要性。“一旦我们发现艺术和科学可以对符号系统产生作用(对符号系统进行发明、应用、解读、转换、操控)，这些符号系统在某些特殊方面既相互一致，又有所不同，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对有关技能如何相互抑制或相互推进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学研究；而研究结果可能就会要求教育技术的改变。”[5]在古德曼的领导下，“零点计划”团队通过对大脑活动的临床观察和心理学实证研究，分析人们在艺术创作及鉴赏时涉及的心理认知活动，以更好地理解审美活动自身运作机制，并与其他智力行为(尤其是科学活动)进行区别。这项开创性、跨学科性的试验揭示了审美活动及艺术教育智性与非智性二律背反的根本特性，为日后“零点计划”进一步拓展到人类潜能更广泛的多元领域(如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智力等)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