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指出，到2035年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蓝图是：“整体提升中小学教师队伍教书育人能力素质，促进教师数量、素质、结构协调发展，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实现这一蓝图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完善师范生公费教育体系。该体系是以师范生享受“两免一补”“就业保障”为制度基础，以三方协议为培养框架，以师范院校、省教育厅为实施主体的一种国家教师教育制度。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是教师教育制度正义的要求。通过对弱势地区的教师供给政策倾斜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人民性、合法性与道义性，是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的特有蕴含。在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牵引下推动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源头上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 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亟待扩充师范生公费教育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满意的教育是“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坚持公平与质量深度融通、互依共生的教育发展观承载着十四亿人民的殷切期盼。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新发展理念，对我国各类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均具有指导性意义。就师范生公费教育事业而言，通过体系扩充、内涵充实来引导我国教师教育事业走上一条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之路，事关我国教师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后公费师范教育的特有属性决定了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必须走师范生公费教育扩充之路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主体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建设，关键是教师教育高质量建设，这是因为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第一资源”，教师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工作母机”。从这一角度看，师范生公费教育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特殊，可谓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母机的母机”，这是由“后公费师范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以2007年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为标志，我国废止近10年的公费师范教育形态再次回归，宣示进入“后公费师范教育”时代，其核心制度架构正是师范生公费教育。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公费师范教育制度相比，后公费师范教育具有三个特有属性：杠杆性，试图以少数师范院校举办的公费教育改革来示范引领全国教师培养工作的大船，撬动教师教育事业整体走向高质量发展；补偿性，更加强调公共性原则，以逆市场性干预政策为手段，全力克服西部及乡村地区教师吸引力不足的短板，推进全国教师教育事业走上包容性发展之道；选择性，着力遴选学业成绩与职业性向“双优”高中生攻读师范专业，致力造就一批覆盖城乡学校、提振基础教育的优秀种子教师。因之，这一师范教育制度的精准命名理应是“部分师范生公费教育”，而非全面免费意义上的“公费师范教育”，其在全国教师教育事业整体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脊梁骨”角色。然而，受招生规模有限、辐射范围有限、办学层次有限等“三限”因素影响，仅凭部属师范大学举办公费师范生教育是难以充分担负起这一时代重任的，因此，教师教育事业、基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师范生公费教育走上一条体系扩充、类型创新与品质升级之路，敦促师范生公费教育呈现出四面开花、多层级发展之势，国、省(区)举办的公费教育交织一起，成为国家教师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点位。 (二)师范生公费教育体系扩充以其特有提质机制推动着教师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当代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是借助两大机制来推进的：一是市场机制，教育人才市场、教育服务市场是其支撑；二是协调机制，政府宏观调控、资源统筹是其支撑。在中国式教师教育现代化建设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2]是建立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枢纽链环，而师范生公费教育扩充则在其中担负着机制支撑的功能，它是教师教育协调提质机制的重要构成要素。该机制的具体内容是： 一是体量扩容提质机制。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在规模数量需求基本满足之后的优质发展，一定体量、容量是谈论教师教育质量、品质的前提，保持一定数量的公费师范生招生规模是确保师范生公费教育牵引示范功能发挥的逻辑前提，是驱动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资本与物质前提。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改革认同并践行了“体量提质论”，将基本体量规模视为推动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与关键发力点。如下页图1所示，截至目前，我国各类师范生公费教育达到了年均培养中小学教师6.5万名，约占年新增教师10％的教育规模，其对全国教师教育大盘的话语权与调控力大幅度增长。 二是托举底部提质机制。完整的系统一般具有组织性、进化性与涌现性，构建层次化、多样化、制度化的教育体系有助于师范生公费教育体系稳步持续发展。自从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以来，国家致力于多主体、多层次、多动能的师范生公费教育体系建设工作，层次下移、多元发展、结构调适是我国稳步扩容公费教育体系的基本思维。在举办主体上，从部属师范大学扩展到省市地方师范院校、国省联手培养“优师计划”师范生，举办主体逐步下移，公费教育向教师教育事业的末梢延伸；培养目标上，从“教育家型教师”国家公费生培养扩展到面向省域的高素质、厚情意、强能力的优秀教师培养，再到“一专多能”型、小学全科或“双学科”型“合格教师”[3]培养，面向最基层的教师培养意图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工作的“双下移”态势日益明显：一是参与培养的师范院校层次下移，一是师范生定向就业单位的层次下移，公费师范生作为促进国家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调节器作用不断被强化。从这一角度看，主体多元、目标下移是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体系结构调适的重要体现，其意图就在于借助“托举底部”的方式来抬高教师教育底线水平，最终达到教师教育事业整体提质的目的，这就是师范生公费教育体系扩充中秉持的特有提质机制——托底提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