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23)11-0035-12 DOI:10.11778/j.jnxb.20230801 关于晚期敦煌的历史，学术界存在着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敦煌在西夏时代非常繁荣，在元代却相当荒芜。这一认知对晚期敦煌石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学人多由此为出发点而得出结论，认为西夏时代有条件大规模营建石窟，元代则不可能。其实，这一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把晚期敦煌的兴衰历史恰巧颠倒了。若不能纠正这一错误认知，便无法正确认识在西夏与元代，敦煌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也就难以走出敦煌晚期石窟研究的困局。有鉴于此，笔者不避浅陋，意在让证据说话，还敦煌历史以真实。 一、西夏至元前期敦煌之荒败 西夏曾于1036年击灭曹氏归义军政权，占领瓜沙地区，但由于瓜沙一带回鹘势力强大，加上地域偏远，对初立国的西夏来说战略地位并非那么重要，故西夏的战略中心一直在东方地区，且一度容忍沙州回鹘国政权的存在，直到1067年以后才取代回鹘而实际统治瓜沙二州。①1227年，瓜沙入蒙古。 至于瓜沙地区在西夏国时代的经济文化状况，史书罕见记载，《宋史·夏国传》仅提到沙州二次、瓜州四次，而且都无关紧要。瓜州有西平监军司之设，地位当高于沙州，但总体而言，二者均显得无足轻重。②西夏统治时期的瓜沙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尤其是大安八年(1082)，西夏将瓜、沙州之民外迁，“十人发九”，使本来地广人稀的瓜沙二州的经济雪上加霜，传统的农业生产不复存在，变成“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③的牧业经济区。夏仁宗所颁《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西夏各地要按期上报财政收支情况：“两种一年一番当告：沙州、瓜州。十六种六个月一番当告：肃州、黑水……京师界内、五州地、中兴府……一律三个月一番当告。”④西夏辖境诸州每个季度或半年要向西夏中央申报一次财政状况，独沙州、瓜州例外，一年申报一次，足见西夏时期瓜沙二州经济地位之不彰。宋元之交史学家马端临言：自河西被西夏占领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⑤诚切中肯綮之论。 令人称奇的是，在既往的研究中，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西夏时代瓜沙地区繁荣，故而有能力大规模营建石窟，元代敦煌衰败，故不可能大规模营建石窟。如谢继胜先生即曾断言：“北区的一系列石窟都是出自西夏人之手，计有462、463、464和465，此外B77窟也是西夏窟。南区的第3窟作为元窟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这一系列窟室的建立、规模与西夏人尊奉佛教的热诚才能适应，以前学者认为的元窟很可能是元代修补的西夏窟。”⑥大致相同的观点，又见于沙武田教授的论断，认为元代敦煌荒无人烟，不具备修建大型石窟的条件。⑦上述论断依据何在？未见论者列举，不得而知。 言西夏时代敦煌地位重要，主要证据出自清人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的有关记载： [天盛十七年(1165)]夏五月，任得敬营西平府。任得敬志篡夏国，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于是役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所为宫殿。⑧ 论者认为，既然西夏权臣任得敬“想把西夏皇帝夏仁宗安置在瓜、沙，说明瓜沙地区主要是夏仁宗的地盘，尤其是西夏自建立政权以来就开始长期经营的瓜州，可以作为夏仁宗分国后的首都，证明夏仁宗对瓜州的情况很熟悉，甚至喜欢此地，也很可能到过榆林窟礼拜供养”。⑨ 关于任得敬分国事，吴广成未注明史料出处。检诸古代文献，可与之呼应的记载有二，均见于《金史》卷一三四《夏国传》。其一，“大定十年(1170)，[仁孝]乃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地与得敬，自为国”。⑩其二，大定十年(1170)“八月晦，仁孝诛得敬及其党与，上表谢。其谢表曰……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11) 梳理史料，不难看出，任得敬分国确有其事，事发天盛十七年(1165)夏五月至大定十年(1170)八月之间。夏仁宗迫于无奈，假意与任得敬分国，调虎离山，而后斩之。这是古代帝王对付权臣的惯用手法，安可言夏仁宗曾居瓜沙哉？退一步讲，设若任得敬篡权成功，则夏仁宗自为废帝。篡位者不杀旧主，已属万幸，安有主动割地让其在瓜沙自立为国之理？ 观《西夏书事》之记载，与“瓜沙”对应的地方是“灵夏”。治平四年(1067)九月二十四日，司马光上《横山疏》，其中有言：“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为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12)这里同样将“灵夏”与“瓜沙”相对应。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又将“幽蓟”和“蔚朔”相对应。天福元年(936)，后晋石敬瑭以幽、蓟……朔、蔚十六州割让契丹，次年，契丹以幽州为南京，成为辽朝五京之一。以辽帝国政治中心之一的“幽蓟”与最偏远的“蔚朔”相对应，其状与作为西夏中心区域的“灵夏”与最偏远的“瓜沙”相对应的对比排列何其似也。言仁宗居瓜沙，乃古代史家常用的“绕笔”写法，不可曲解。 质言之，西夏国时代的瓜沙地区是相当荒败的。言其繁荣，实出无据，最起码从现有的史料与考古证据看，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西夏时代敦煌的繁荣与昌盛。 西夏时代敦煌衰败之状，在元代前期得到延续，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瓜州在西夏时已“州废”，沙州于1227年入蒙古后，依照“西夏故地全部被赐作诸王驸马分地”(13)的传统，以沙州“隶八都大王”，(14)成为术赤子拔都的分地，沦为牧场。蒙古在攻灭西夏的过程中，“戈矛所向，耆髻无遗”(15)，导致河西地区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土瘠野圹，十未垦一”。(16)在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河西地区又作为“分地”被赐给了阔端亲王。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之位后，开始将内地人口移入河西，以充实空旷的土地，但雄踞西域地区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诸藩王因不服忽必烈之继大汗位而倡乱西北，嗣后四十年，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西域地区战乱不已，致使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整个肃州路仅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九”，(17)敦煌的情况可想而知。1275年，景教僧拉班·扫马(Rabban Sawma)由大都房山十字寺出发，西行欧洲，行记中完全没有提到敦煌，只是说他们从河西到于阗，“沿途偏僻荒凉，万物不生，沙漠中更是荒无人烟”。(18)大致在此前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履践敦煌，记当地“无商业，唯农人，多小麦”。(19)彼时敦煌衰败之状，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