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3)12-0160-13 辽朝是10-12世纪中国历史版图上横跨东部欧亚大陆由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契丹建立的北族王朝。1125年金攻陷辽朝南京(今北京)，辽天祚帝在夹山被俘，辽与高丽宗藩朝贡体制及其以此为基础建构的东亚国际秩序趋向崩溃。但是，辽宗室耶律大石率契丹余众经漠北镇州西进，在东喀喇汗王朝都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南岸布拉纳古城遗址)建立哈剌契丹政权，亦称西辽。无疑，西辽政权是辽朝的延续，其对内陆亚洲的经略与治理，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契丹民族历史的延续。因此，契丹对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部欧亚大陆的经略及其对东部欧亚区域世界秩序的建构，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作为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体现了以辽朝为代表的中国北族王朝塑造世界秩序的进程和影响力，从而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内涵。 关于辽朝世界秩序的研究，国际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其中主要的代表性学者除20世纪上半叶以日本所谓“满鲜史”研究为代表的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白鸟库吉以及战后田村实造①等之外，近来，日本对辽朝东部欧亚大陆的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是古松崇志、高井康典行等②，而对辽朝与内陆亚洲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俄罗斯学者巴托尔德③、布莱资施耐德④等。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国家主要是魏特夫与冯家昇所撰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⑤以及以色列国家科学院彭晓燕(Michael Biran)的著作《欧亚历史中的哈剌契丹》(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⑥、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的《跨国赠礼与契丹世界，907-1125年》(International Gifting and the Kitan World，907-1125)⑦、安雅·金的《有关契丹辽朝的早期伊斯兰文献：贸易的角色》(Early Islamic Sources on the Kitan Liao：The Role of Trade)⑧等论著，上述学者对辽朝的东亚和内陆亚洲的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此外，近年来，迪尔诺扎·杜图雷娃(Dilnoza Duturaeva)所著Qarakhanid Roads to China-A History of Sino-Turkic Relations，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⑨，为研究契丹与中亚地区关系史较为新颖的研究成果，其中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史料论述契丹对中亚的移民和贸易问题。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对辽朝以及契丹民族史的研究，则较多地致力于辽朝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契丹的民族文化风俗的研究，对于辽朝的外交关系和契丹民族在东部欧亚大陆的民族迁徙、文化交融以及西辽帝国对内陆亚洲的经略及其建立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等，却少有学者问津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界对辽史和契丹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和不足。 所谓“世界秩序”，亦称“国际秩序”，主要是指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变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并由较强实力的国际行为体主导形成的制度性规范、机制和社会性文化认同等所形成的国际秩序。根据国际秩序指涉对象的不同，一般分为政治秩序、安全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从国际秩序的地理空间划分，又可以分为全球秩序和区域秩序、国家秩序等。本文所讨论的辽朝的世界秩序，主要包括东亚朝鲜半岛和内陆亚洲在内的国际秩序，显然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区域性国际秩序的范畴。尽管学术界对世界秩序的概念意见非一，但是，我们认为其基本上包括区域内国家实力的物质性建构和社会认同的文化性建构两个层面，故本文拟从辽朝与宋朝、西夏、朝鲜半岛的高丽以及西域诸国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以辽朝为主导的整个东部欧亚区域政治、经济的制度规范和社会性文化认同的建构等方面，论述辽朝与东亚和内陆亚洲的外交关系及其对世界秩序建构的进程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有关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世界秩序体系变动的研究的热潮日渐显现。传统观点认为，东亚历史存在着所谓“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其主要特征是以中国汉唐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儒家理念为主要文化认同的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行朝贡。然而，辽朝对东部欧亚世界秩序的建构及其形态，却对传统所谓“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理论发出挑战。由于中国学者大多遵循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等理论形态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明清或是其他汉族中原王朝时期，而从欧亚区域史和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角度，对10至12世纪以辽朝(含西辽)为代表的中国北族王朝的对外关系与世界秩序的研究比较薄弱。作者拟在长期致力于研究辽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辽朝与东部欧亚大陆世界的关系，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北族王朝——辽朝的世界秩序，并与费正清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理论进行商榷，从而揭示辽朝和契丹民族在东部欧亚大陆的历史地位及其塑造世界秩序的进程和影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辽朝与东部欧亚世界的权力结构 辽朝的东亚世界秩序主要由辽朝与宋朝、西夏以及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诸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及其形成的以辽为主导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由于辽宋西夏和高丽诸国关系的变化，10-12世纪，在东亚世界形成了以辽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辽天赞元年(922)，辽丽开始发生关系。史载是年“春二月，契丹来遣橐驼、马及毡”。(11)高丽回遣使臣报聘，辽丽两国建立起平等、睦邻关系。然而，这一态势在契丹消灭渤海国后发生逆转。天显元年(926)，辽朝武力攻打渤海国，“得地五千里，有兵数十万，兼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抚其众，契丹益大”。(12)由于高丽自认与渤海同种，且渤海在地理上形成高丽对辽的屏障，渤海亡，契丹境土遂与高丽相连。高丽太祖王建忧惧辽朝势力的扩张，遂决意与契丹绝交。942年，“契丹遣使来遣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13)高丽此番强硬绝契丹使臣，辽丽始交恶。来年，高丽太祖王建驾崩(高丽太祖二十六年、辽会同六年、943)，临终前特亲授《训要》，云：“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14)对于高丽的绝交，由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此时主要筹谋南下中原，无暇他顾，辽朝继任君主，如世宗、穆宗和景宗等，其时段内不仅内部干戈不息，还要对付后周和宋朝的军事征伐，故辽不愿用兵高丽而使自己腹背受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