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23)05-0067-13 自2000年5月20日以来，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民进党已两度在台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受到严峻挑战。但是，从两岸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的数据来看，两岸关系总体上依然向前发展，不少数据甚至反超国民党在台执政时期，展现出强大的稳定性与黏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①两岸关系是一个建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军事、地理、血缘等复杂多元关系基础上的“大系统”，政治因素只是两岸关系大系统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从政治视角观察两岸关系，但实践证明这种单一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常常使研究者陷入“见树不见林”的困境。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曾援引苏起的观点：“过去两岸关系和政策发言，政治学家说了算；但后来经济优先时期，则是经济学家主导；‘太阳花学运’后，政治和经济学家，全输给了社会学家。”②这个现象也说明单一学科的研究视野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两岸关系是一个复杂大系统，影响系统变迁的因素包括系统内部因素和系统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军事等要素，两岸关系变迁并非单一因素的结果。两岸政治关系研究界长期采用政治学单一学科视角研究两岸关系变迁，存在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他学科因素的风险。 本文意图跳出政治学科单一学科视野，将两岸关系变迁研究放在“大系统”的视野中观察，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其变迁原因、规律、发展趋势和影响。 一、单一学科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的局限性 回顾新世纪以来的两岸关系变迁历程，我们发现：民进党在台执政期间两岸政治关系虽然遇到严峻挑战，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依然克难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在台执政期间一些两岸交流交往的统计数据表现亮丽。陈水扁在台执政的8年间，虽然两岸政治对抗剧烈，但两岸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却不降反升：在经贸领域，2000年两岸贸易总额为305.3亿美元，2008年已经增长至1292.2亿美元，③同比增长了323%；在社会领域，2000年两岸人员往来总数为311万人次，而到了2008年，两岸人员往来总数已经达到了437万人次。④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重新在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再陷政治僵局，但两岸经贸、社会、文化关系继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更趋密切：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1885.6亿美元，⑤而海关总署公布的2021年两岸经贸交流统计数据中，两岸贸易额增长至3283.4亿美元；⑥两岸人员往来同样保持增长态势，根据台湾地区航空部门的统计，2016-2019年台湾各机场两岸航线运载人数逐年上升，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两岸人员往来已经达到了900万人次，台胞来大陆更是超过600万人次。⑦ 显然，影响两岸关系变迁的因素绝非仅有政治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其他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全面把握两岸关系变迁的机制。我们认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应当整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军事等学科，甚至包括地理、气候、生物学等学科研究，开展跨学科研究，建立跨学科的“大系统”分析框架，这样才有可能更加全面地把握影响两岸关系变迁的主要因素。 以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构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中的“大系统”分析框架，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单一学科分析框架造成的“盲区”问题。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社会科学内部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的学科边界，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学科思维定式，导致“社会科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疏离”⑧。单一学科视角中的还原主义方法论不同程度地忽视研究主体的整体性，不同学科对同一研究主体的“暴力分解”会割裂原本应当互补的多学科研究体系，因此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推动协同性与综合性创新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跨学科研究方法(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IDR)试图通过加强学科间的联系，解决复杂的现实性难题。从概念来看，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指的是面对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借鉴各学科的视角，整合与共享知识从而拓展认知的研究模式。⑨与跨学科相关的还有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范式，它是跨学科的初级形态，其与跨学科概念的不同在于多学科研究模式没有给定明确的学科间关系，而跨学科已经在研究层次上对相关学科的共同定理进行了定义。⑩由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再到“跨学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学术链条上不断探索。两岸关系变迁研究本来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更应该采取跨学科研究思维，而运用交叉学科方法研究多学科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两岸关系系统，也是跨学科思维在两岸关系研究领域内的有益尝试。 以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为例，在“两岸大系统”当中，即便是气象、水文等自然因素也与政治因素存在某些相互耦合的关系。由于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相邻地理位置，两地在气候上面临着相同的自然灾害风险，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耦合关系使得两岸交流往来无法简单以政治因素为唯一标准进行政策取舍，两岸政治关系与自然环境因素密不可分。在两岸军事对峙的1972年，大陆方面就开通了对台湾地区的台风暴雨天气预警，很多大陆渔民也透过台湾渔业广播电台了解海洋气象。此后两岸气象界的交流逐渐频繁，“从单向到双向，从互赠刊物、电话联系到人员互访，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从无到有’”(11)。类似的情况还有两岸共同面对的海洋生态保护问题，例如，用来制作乌鱼籽的乌鱼，每年在长江口和高雄之间的台湾海峡洄游，两岸渔政部门能否进行有效合作，将关系到台湾乌鱼籽产业的兴衰。这些看似低政治性、非政治性的因素与两岸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聚积起来就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变迁的环境因素，两岸政治体系如何回应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和政治秩序的变革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