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3)10-0096-08 当代艺术世界很难回避的一种趋势是从区分型美学向关联型美学的转向。20世纪后期，中西方美学思想均发展出多种样态，也就诞生了关联美学(Correlative Aesthetics)的概念。关联美学的概念比较广泛，内涵非常复杂。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关联美学与文学批评相结合，如美国芬德雷大学的学者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等，探讨关联美学与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小说《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之间的联系，一批中国学者在跨学科的各个美学领域做了相关研究，朱光潜的专著《西方美学史》探讨了审美与现实之间的深切关联问题；中国学者张法在《寻求看待美学现象的历史框架和理论框架》一文中，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详细发表了对关联美学的见解，提出了深刻的、极具启发意义的认识。从宏观意义而言，关联美学本身是主客体发展的审美趋势，当美的概念扩展到生态美、生活美、身体美、意念美等多重外延时，这些有关审美的观念进行彼此勾连，也就形成了关联性。关联美学最主要的两个特征包括共同性与互渗性：社会、自然、艺术、政治彼此关联，具有审美的共同性；每一事物都与宇宙有着本质的内渗，本我和他者之间存在不可断的共通性。现代设计的先驱、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奠基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一位兼具诗人、作家身份的社会主义者，凭借其自身对装饰艺术的深刻见解，成就了工艺美术史上的夺目成就，完成了艺术与政治的跨界尝试，实现了关联美学的批判价值。 就当前研究现状而言，关于威廉·莫里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创作与意识形态范畴，国外学者主要聚焦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艺术观，关注其小说创作的文学价值，主要成果除佛罗伦斯·布斯(Florence S.Boos)2020年编撰的《威廉·莫里斯劳特利奇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Morris)以外，还包括汤普森、麦凯尔等人的代表性专著。国内学者杨金才、姚成贺、张锐等深入研究了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和美育思想，同时，国内学者也关注莫里斯的影响研究，如郑立君的专著《威廉·莫里斯艺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2018)。此外，具有代表性的少部分学者从工艺学、美学等角度探讨了莫里斯手工业活动的艺术价值，如阿米尔·瓦朗斯(Aymer Vallance)出版了有关莫里斯艺术实践的具有珍贵学术价值的专著，国内学者滕晓铂、徐蕾等分别从书籍装帧、哥特式建筑审美观角度剖析莫里斯的实践美学。总体而言，尽管莫里斯的墙纸设计占据其艺术生涯的重要部分，从墙纸设计角度和关联美学角度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具有探索价值。本研究将莫里斯最具代表性的墙纸设计与他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放置在关联美学的论述框架中，探讨具体艺术与抽象政治之间的有机互动与流宕关系。带有典型莫里斯风格的墙纸作品，真正实践了“为了人民的艺术”。莫里斯正是以自身独特的艺术抵抗现代文明中人与物的异化，以期实现自由、平等、切实的艺术社会主义伦理观，践行美学与伦理批判的有机关联。 一、直面时代：抵制庸俗 威廉·莫里斯在1895年写给红颜知己乔治安娜·伯恩-琼斯(Georgiana Burne-Jones，1840-1920)的信中哀叹道：“我比较希望自己不是带着浪漫的情结出生在这个可憎的年代。”[1](P8)莫里斯始终在哀悼大批量生产与粗制滥造的资本泡沫，憎恶那种丑陋又卑劣的现代生活，于是不断作出对庸俗主义的抵抗，以此守住最后一块属于文明人的田园。他曾发出这样的惆怅之语：“除了创造美好事物的心念，我这一生最大的激情一直以来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憎恶。”[2](P282)这种贴近本质的情感归属，也成为莫里斯情感哀悼的根源，奠定了其艺术审美与政治选择的原初基础。 莫里斯所生活的年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是各种矛盾集结、碰撞、出新的时代。维多利亚早期那种严苛、沉闷、阶级森严的社会规范尽管受到较大冲击，但依然有所遗存，与此同时，英国全面步入机械时代，整个社会的识字率大幅提高，民风日益教化，但陈旧的风俗依旧盛行，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在文艺界，大西洋东岸的一代文豪济慈、雪莱、拜伦、柯勒律治和兰姆等人纷纷离世，象征着一个黄金时代的匿隐，几乎与此同时，一大批欧美文坛新星与思想巨擎如爱默生、梭罗、艾略特、罗斯金、罗塞蒂、王尔德等人崭露头角，各种主义纷至沓来，文艺思想呈现自由纷呈的态势。19世纪晚期英国公众的思想动态可概括为：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的那种自信心理逐渐淡漠，与传统的道德观渐行渐远，广大平民百姓经历着这种“失落”过程。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冲击了农村传统手工业，彻底打破了英国乡间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致使乡镇手工业衰落，这些让带有乡村情结的人们感到心理不适与本能抗拒。 大历史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呈现现代化的气象，也凸显了传统审美的没落。莫里斯深切认识到资本运作的残暴性及其对传统封闭社会的摧毁性，就像马克思所说：“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P81)在《手工艺的复兴》(The revival of handicraft，1888)一文中，莫里斯指出：“作为一种生活条件，机械生产完全是邪恶的。作为迫使我们改善生活条件的手段，它已经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将是必不可少的。”[4](P335-336)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是工业社会和大部分普通人的自然选择，但如何在平衡生计的前提下完成对手工艺的复原和对传统美学的坚守，成为推动莫里斯开展一系列艺术实践探索的原初动力。在著名的红屋的建造及内部装饰完成之后，激情洋溢的莫里斯等人成立了莫里斯·马修·福克纳公司(Morris，Marshall，Faulkner & Co.)，从事一系列彩玻、金属、家具、地毯、墙纸、面料的生产，被认作是英国手工艺运动的转折点。与此同时，莫里斯开始着手设计“取材于英国花园和绿篱”的带有中世纪风格的墙纸作品。他深入研究和复原古代画作和印染技术，决意创立一种“从无到有”的对手工艺的认知。莫里斯的墙纸设计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作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多达600多个花样。
